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 / 杜耀明
香港上訴庭應特區政府的覆核要求，把十三名「非法集結罪」罪成者的刑罰由社會服務令改為入獄，除一人外，其餘均判囚十三個月，充分顯示香港司法雖然獨立，但在不民主的體制下，只有跛足的法治，根本無法彰顯公義。
三年前，該十三人因為衝擊立法會，試圖闖入其中，以阻止那個摧毁六千人家園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結果被法院判處社會服務令。
政府認為刑罰太輕，遂上訴要求改判「非法集結罪」的最高刑罰入獄三年。上訴庭法官亦同意加強懲罰，以收阻嚇作用。最後除認罪者判監八個月，其餘均判十五個月監禁，又考慮到各人已完成社會服務令，便減刑兩個月。
上訴庭的判詞仍未公布，法理問題暫且不論。但法庭判刑異常嚴厲，與犯案行為並不相稱。與近期法院的判刑比較，接近十五個月刑期的罪行可說十分嚴重，如兩度非禮家中女傭（判監十八個月）、以裸照要脅前度女友復合（十八個月），都是意圖極其惡劣而且造成嚴重損害。
反觀十三人，他們雖然抵觸法律，但目的是為弱勢者發聲，不為私利只為香港規劃籌謀。部份人在衝突當晚更參與調停，避免了更暴力的後果，因此裁判法院起初只判社會服務令，小懲大戒，可說合法合理。
更何況過去類似的非法集結罪，一般判刑不重，由罰款、緩刑到入獄一至三周，個別被控毆打警員罪成，亦只是入獄27日。法庭對於一些單一事件和初犯者予以輕判，給犯案者一個機會避免再犯，實在合乎人情和道理。
上訴庭今次重判十三人的目的，據說是要用阻嚇性刑罰，去維護公共利益和秩序。但若現有公共秩序不能維護反而出賣公共利益，這個秩序就是不公義的秩序。法庭以重刑維護如此的秩序，便淪為不公義的一部份，讓人感到法院只是消費司法獨立，來鞏固不公義的體制。
在這次事件中，香港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面對龐大的反對聲音，只能強行闖關。從一開始，政府不去「發展」近100公頃的粉嶺哥爾夫球場，卻去破壞他人家園，更不避官商勾結之嫌，由官方統一發展，改為官商合營，容許地產商把收購土地重新發展物業。一個原先為香港市民讓出更多居住空間的計劃，結果成為地產商又一個囤地謀財的商機。如此傾重地產利益的發展計劃，當然倚靠小圈子產生的政府推動，以及功能團體代表主導的立法機關維護現狀和撥款支持。
無疑，法庭判刑時不會考慮到上述的體制不公，因為在法官看來，這是政治，不是法律。也無疑，法官心無旁鶩，只按他們心中的法律去判案和量刑，但假若判決只求維護不公義體制的公共秩序，不惜以阻嚇性刑罰，去杜絕異議者以直接行動挑戰欠缺代表性的公共決策，就是以司法公義為建制護航，保障社會的不公義。當司法公義與社會公義分道揚鑣，司法尊嚴也難免受到質疑。
此次事件亦同時突出香港法治的限制。首先，法庭嚴刑峻法即使不是問題，但能否將所有犯法者繩之於法，還有賴執法機構能否秉公辦理。例如前任發展局局長、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便有利益衝突之嫌，因為他名下公司便曾經擁有新界東北發展區內的一塊土地。傳媒揭發後，該土地轉售給他的舅仔，但此舉是否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確實引人疑竇。但只要政府不予起訴，法庭司法有多公正也無法彰顯。
其次，法官只能執法。立法機關制訂的法律即使含糊不清，例如「非法集結罪」最高刑罰入獄三年，具體如何量刑，理應有更清晰指示，以至在一次判案後，立法會可以檢討有關法律規定，作出修訂。不過現有不民主的體制只會維護少數人利益，這體制下的法律也注定向既得利益者傾斜，與公義背道而馳。因此，執行法律的判官越要嚴刑峻法，以維護現有的公共秩序，所謂法治就只會越來越偏離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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