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珮柔（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近來吵的沸沸揚揚的文言與白話文之爭（以下簡稱為文白之爭），提升到了文學之爭的層次。有人認為這是台灣與中國文學之爭，或是古代與現代文學之爭，甚至連張我軍（1902─1955）先生都搬出來了。
說真的，看到2017年這次的文白之爭談到文學的層次，是令人感動的。語文與文學教育終於在這個年代被人重視，看起來是時代進步了。不過，如果把文白之爭拉到中學教育的場域來，中學課本為什麼選這麼多的文言文，文學其實沒有這麼重要。至少文學之美沒你想像中的那麼重要。
簡單的說，中學課本選那麼多的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特定階級施展他們的文化觀與權力，透過教育去傳遞特定的意識型態而已。而國文課本大量的文言文選文，不過是一種民族主義、階級、文化的載體。從中學文言文選文的發展過程來看，大量特定的文言文選文列入課本，透過統治者與課綱委員意志，將選文實踐在中學教育中，其實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物。接下來，本文將時間拉回1967年，檢視事件發生的經過，討論這個說法。
國文科在中學一直是一種特別的存在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階級是「地位群體」的概念，認為除了通過經濟狀況劃分以外，還必須通過身份、榮譽、價值觀、生活方式的自我認同才能成為階級。特定的身分榮譽與價值觀，當然是透過特定的教育體系複製文化觀，才能展現出來的。
在台灣中學教育體系內，國文科一直是特別的存在。首先，國文的老師授課時數比其他科目少兩節，據說是因為有作文（可是英文也有作文，就沒減課）。而且他們除了必修國文課高中20學分（英文和數學只有16─18學分）以外，2017年為止，國文老師還得兼上必選一節課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時數比其他科多、老師聘任數目比社會自然科多。國文老師可以說是中學老師的主幹，學校內國英數三科人數眾多，一個學校內以國文老師最多。中學擔任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等行政教師，能管理老師，向教育局與教育部反映教育人員對政策、學校管理、學生事物的人，多半也是國文老師，「國文老師治校」在中學裡相當常見。
在學校制度與結構上，國文教育為何擁有如此特別的地位呢？這先得從國文課在中學誕生的經過開始談起，九年義務教育出現在1967年8月17日，由當時蔣介石總統一紙命令，提高到國家安全層次就施行了──〈台統（一）義字第五零四零號〉：「茲為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力量，特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四項之規定，經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第三次會議決定：國民教育之年限應延長為九年，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台灣及金門地區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中學的國文課有特殊的任務。其中「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尤其重要。1979年5月8日政府制定的《國民教育法》，第七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國民中學應兼顧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要，除文化陶冶之基本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國文是「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的基本科目，現在不少人都讀過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也是在這背景訂定於課綱中。國語課（小學）與國文課（中學），就是中華民國「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的重點科目。
國語還是國文？
現行的普通高中課程國文科綱要，中學的國文教育兼具有「有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文化教育」三個目標，小學是「國語教育」到了中學轉為「國文教育」。還原到1967年-1969年九年義務教育實行時的背景來看，九年義務教育的施行，與同時期的中華文化復興的推廣運動，很快地就跟國文教學結合起來。國文在課程與教學時數上取得優越的地位，與當時政府要把國文教育拿來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載體，是脫不了關係的。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又稱為「文復運動」，是蔣介石總統本人發動的，在1966年11月12日陽明山中山樓的落成典禮時，總統宣布要在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這是一種政治對抗，為了對抗對岸的文化大革命。文復運動，就把國文的文化教育看作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1967年，文復運動開始推動不久，中學國文科就誕生了，甚至還想要改小學的國語科改成國文科，一起來文化復興。這些主張以國文科當作是文化復興運動的學者，以歷史地理學者沙學浚（1907─1998）為首，主張將小學的「國語科」改為「國文科」，把國文當作是文復運動來推行。說起沙學浚，他可以說是現在中學國文科的「國父」。如果沒有他，現在中學國文科大量選文言文，選特定意識形態的文章，無一不受到他的影響。沙學浚也率先提出，中學國文科應該教文字、文學、文化的說法。這個說法一直保留在普通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裡。沙學浚不是中文系出身，他江蘇泰州人，小時後受過私塾教育，曾習四書五經。擔任過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63─1972年先後任師大學教務長、文學院院長。他的學生很多，且當時的師大是公費分發的，是老師製造中心，自然影響深遠。
把國文科當作文化復興運動來推，當時也有主張語文教育的人對此產生不滿。有人主張白話文為主的國語派，以為中國語文學會成員和國語日報編輯部為中心，這些人多半有受過西方現代教育學的背景。雙方在1967年互相在報紙、學界，以及國民黨的中常會議中辯論，這是當時最大的語言教育政策辯論。
中學國文科的誕生：國文課本來就不打算只教你語言
受過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讀者，對於中文課程的名稱，記憶中的課名是什麼？中文課的課名，小學好像叫做國語課，到中學則被叫做國文課。國語和國文的差別是什麼？不都是中文課嗎？聽到這個問題，一般人一時之間恐怕也想不出來有什麼不同。這一字之差，其實就跟人生的很多「BUT」一樣，很有意義。
為什麼中學要叫做國文課，國小要叫做國語呢？我們都覺得國文課最重要的功能是語言教育，不是嗎？其實不對。語言教育，在近代國家本來就不是純粹的教你語文之美，沒有語文歸語文，政治歸政治這種事。我們現在以為語言教育跟民族主義、文化的關係應該不大，是教學生閱讀理解、說理、表達意思之類的事情。事實上，語文教育與民族國家常常是息息相關的。
台灣史上曾歷經兩次重要國語運動。一是1945年前以日本語為基礎推動國語，二是戰後以北京話為基礎推行國語。在初等教育推動統一的國語為必修課程，說起來都是因應殖民國家與遷占者統治的需要。國語本是民族國家的產物，19世紀歐洲主要的民族國家，完成建國的大業後都需要統一的國家語言。這跟19世紀末標準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的要求應運而生的道理是一樣的。日本在台灣統治需要推動國語教育，國民政府亦然。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阿勤說，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國語教育是國民黨以「將臺灣人中國化」為目標。
就觀察中華文化在語言、文學、文化傳承的結果來看，台灣的國語教育與國文教育是空前成功的。曹逢甫（Tsao, 1999）則說政府在小學大力推行國語運動以後，對其它本土語言都一致產生負面影響，另外還產生了：文化斷層、人際疏離、族群認同、語言衰亡、弱勢語言文化的衰亡、國家認同的模糊的現象。小學的國語教育摧毀了台灣的本土語言。很多研究都顯示，政府的作法非常成功。中學國文教育則將中華文化載入台人的意識形態，原住民語言在70年代開始大量的流失、台語與客語的流失，無一不是九年國教出現會拿來考試的國文科教育成功的結果。
為了升學，大家都來背文言文，沒有人要學母語。透過國文課，認同中華文化與中華民國，文學之美只是點綴。在義務教育的階段，你懂多少文學之美不是重點，透過特定的選文與升學考試讓你認同中華文化才是重點。國文科選文跟三民主義選文也很像，都得服從「民族精神教育」。
1970年代國文派的美麗世界：文言文與清末民初私塾教育
1967年的時空背景下，難道沒有教育工作者想捍衛語文教育，站在現代教育的立場嗎？當然有。
1967年至1969年間，和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運動同時進行，一方叫做國語派，他們主張初等教育兒童全部說國語用注音，主張多教白話文，說寫一致，又稱為「言文一致」。這一派在台灣小學教育影響很深（也促成現在台灣本土語言衰落）。國文派，在1970年代力主維持文言文教育、主張教經學，維持私塾教育的，他們對語言與文字的統一沒有太大興趣。他們的說法與作法在小學教育沒有被採用，但他們在中學國文教育裡成功了，讓中學國文課本教大量的文言文、恢復經學註釋與考試的傳統，講解古文的這一套教學方法。中學課文內置放入大量清末私塾教育使用的古文，要中學生背經書，很成功地恢復以往清末民初中國私塾教育的教法。
沙學浚和一群看重「文化教育」的學者，在台灣教育界中發動了國語／國文論戰，他們希望把小學國語課也課程也改為國文課。「國文派」主張恢復傳統私塾教育，認為學校裡應該多教「文言文」，主張經典復古、講經（四書）。「國語派」肯定現代語言教育，認為語文應該教白話文「先語言後文字」。兩方競爭的結果。國語派固守國小的地盤，國文派守著中學教育，棄而不捨的註釋訓詁解釋教古文。當時的國文派，也罵國語派，說他們推白話文沒有必要。
如果按國文派的想法，台灣方言盛行是沒關係的，反正大家都寫文言文就好了。白話文運動推行北京話也沒有甚麼必要，就維持清末民初那樣大家各自說方言就好了。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到此也可以結束了。
問題在於意識型態而不是語言：白話文也可以是統派的語言
在論戰中，支持要國語派的人，說「言文一致」（白話文）的意識形態，是統一語言也是統一國家。趙友培在〈國語文教育與文化復興〉（1967）點出國語運動是從「書同文」進步到「語同音」，國語運動是國家統一基礎。另外，趙友培也說「國文」也不等於文言文，「國語」也不等於白話文。張希文表示統一語言才能夠達到「言文一致」，國民的精神才能夠齊一。張認為「言文一致」象徵進步和統一，「文言紛歧」象徵落後和分裂的意識。這一場論戰持續數年，後來支持國語派了力量占上風，國小維持了國語課的名稱。
1967年─1969年論戰時，不論是國語派或國文派，在政治立場上都是統派。兩者不同的是，提倡國文派，則是帶著要執行文復運動的使命。1967年9月、10月間，沙學浚參加教育部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的會議，不諱言的直接在教育綱要指出他要執行蔣介石總統的使命
沙學浚也講了他對國文教育的目標的看法，沙學浚〈國民學校的的「國語」科應正名為「國文」〉（《小學國文證明論戰》：1975）一文中說，他認為教育部訂課綱「應奉行總統『國文第一』的訓示，而推行國文才能適用於方言複雜，且一向用方言教學的區域；若主張「國語第一」則僅適用於北方官話區。」、「中國是高文化國家，有文字，當然要教國文。」、「將「國語」正名為「國文」也代表將教材教法回歸私塾教育的傳統，才是復興中華文化」。在這樣的概念裡，統治者重視文化多於語言，因此中學國文課恢復民初私塾教育裡曾取用的教材，四書五經叫做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拿來教、加入文學上喜歡的文言作品與古文八大家，慢慢發展出1980年代的國文教材，一直影響到今天。
國文教育的非常文化與政治
這場辯論裡。國語與國文教學的改革、政治與教育間的關係，非常赤裸裸的一再被提及。對「言文一致」的思考的目標的相關討論，爭奪的是「中華文化」解釋權，內容甚至延續了民初五四運動以來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兩方都不吝惜表現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看法。
這兩派人馬在《中央日報》、《國語日報》、《學粹雜誌》、《中國語文月刊》發表文章。沙學浚想藉由教育和文化政策的變動來改變學校的語文教育。他在〈國民學校的的「國語」科應正名為「國文」〉中，提出國文課程的三個內含：一、 「國文」包含文字、文學、文化三方面。二、「國語」科的教學目標中，「讀書」、「作文」、「寫字」都屬國文；唯一屬國語的「說話」則是前三者的基礎，亦可歸入國文的範疇。三、中等以上學校都該以「國文」為科目名。跟今天國文課綱裡提出的文學經典這種說法不同，1967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當時中學的國文課，復興中華文化才是重要的內涵。
1970年代，當時主張文言文教育的學者，很多都是學古文的，自己也受過私塾教育。如國立政大中文教授，訓詁學學者杜學知（1912─），他在〈「語」「文」之辯〉（1968）把文言文的減少當作是文化危機，提出文學的美在於修飾和洗鍊，白話通俗而無文令人不屑一顧。而「言文一致（我手寫我口）」的語文教育為了說話和認字而重白話，輕文言，最糟則可能造成文化的斷絕。1914年生，幼年受過私塾教育，當時的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委員陳邁子，認為輕視文言文的教育會讓學生喪失愛國心、自尊心，進而重洋媚外，而陷文化於死地。因此，文復運動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將小學國語改為國文，才能挽救文化的根基。陳邁子將文復運動與語言連結，認為強調語音的統一將損害固有的文化傳統，並指出文字的統一才是政治統一的基礎。
這些說法，說明當年推動國文教育的人，絕對不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他們相當懂得文以載道，懂得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他們都將文學、語言、文字、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都綁的死死的，也樂於使用國家機器貫徹實踐自己的意見，沒有在避文學和政治的嫌疑的。他們所推動的文言文教育。多半和自己幼年受過的私塾教育有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和他們自己受過私塾教育的經驗綁在一起，他們想復興的，是他們理想中五四運動前的美好中國文化。推動的這群人多半受過私塾教育，他們的童年其實都沒有現代教育的經驗，最多是成年以後再去西方讀書的。
文言文「不口語」嗎？又文學在哪裡？
1967年11月4日國學大師林語堂在《中華日報》發表的〈論言文一致〉一文，林語堂指出一般人將國語、白話、口語三者畫上等號，但他認為這個觀念過分區分白話與文言，國語、白話文、文言文、口語其實都是相通的。文言文也是國語，平時口語也會說文言文，比如說成語。林語堂談到，民初五四運動時期，當時的青年人為何討厭文言文？是因為「咬文嚼字先生賣弄生僻典故的壞習氣，用字以艱深為典雅，以淺顯為鄙俗」。而且這樣的文學，專注於辭藻，反而讓文章全無內容。
林語堂的說法，說明了其實文言文也可以很口語，充斥典故與陳腔濫調，讓文言文也可以不文學。儘管支持言文一致，林語堂滿珍惜文言文的這個古代遺產的。還認為應該教小孩子多用成語，讓文言文變成「文人的國語」。林語堂、沙學浚這一票國學大師大多受過傳統的國學教育，他們都學過精美、文辭豐富的優美古文教育，而且也會寫。他們對語文教育的看法，其實和1970年代以後的語言教育是不一樣的，是一種混合了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產物，與來自現代西方的語文教育看法不同。
現代人說話是給現代人看的，不是給古人看的
在這場語文論戰中，國語實小第二任校長提出了現代性的看法。出身英語教學的王玉川，針對沙學浚的想法，逐一用西方「現代」的語言教育觀念，去反對傳統私塾教材與教學觀念。王玉川認為私塾教育裡的《三字經》、《千字文》等童蒙教材，內容冗長不適合兒童。另外，經學背誦長文的教學方法也違反現代的教育原理，西方語言教學要求兒童學語言應該從完整的短句開始，再慢慢加長。他批判沙學浚將「語文能力」和「知識學問」混為一談，現代語言教學是將「語文能力」和「知識學問」分開學習的。王玉川也強調現代人說話是給現代人看的，不是給古人看的，所以不需學古代人的文言文。
王玉川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委，他要小學老師自己編課本，因為以前的小學低年級課本沒有注音。因此他的國語說話教材教法，就找了一群國小老師用注音自編課本。後來政大教授祈致賢擔任國語實小第三任校長，繼續王玉川的作法，他們把國小低年級的教材全部加上注音來寫，也就是注音加上中文。這種作法降低國小低年級學生學語文的難度，國語課本全部注音之後，小孩子的語文程度變好了。因為教材容易學多了，克服中文字不容易學的困難。
文言文是特權階級的特權教育
祈致賢注意到，私塾教育其實帶有精英階級的傲慢。他批評國文派，傳統私塾教育，是用於「特權階級」的教育，絕不適用於國民教育。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下，為推行國語而犧牲辭藻華美的文言文是合理的。
回到1970年代的時空來看。文言文、文學不過是作為一種中華文化的載體，你以為文言與白話文之爭是文學之爭嗎？在當時，文言文與經學，一直是被當成文化與民族教育的載體。特定知識階級在清末私塾教育的經驗，構成文復運動，召喚他們童年的記憶，傳遞著特定階級的想像中的中華文化。這個文化。甚至在中國，已經被五四運動的繼承人：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革掉了。
據報導，前總統馬英九懷念母親最後的病中生活。在母親病榻前念媽媽曾教導過的「桃花源記」等古文作品，因此他支持國文教育裡要多教文言文，多讀點中華文化教材。馬總統記得的這些作品都是清末民初私塾教育的產物，透過教育，階級再製成為某種文化傳遞給總統，總統使用他掌控國家機器的權力，將這個變成人民的意識型態，鞏固特定階級的文化意識。而文白之爭，不過是表象的表象而已。
參考資料：本文參考簡宏逸博士提供的兩篇文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國語國文論戰〉（未刊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國語運動與意識型態〉（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