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張心華
文／周威同（國立台東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吼，能不能饒過我們高中生啊！唸那麼多文言文到底有什麼意義？還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我最痛恨考默寫和注釋的啦，非得一字不漏不可，比英文還難搞耶！」
「對啊，而且每個老師給分的標準都不一樣，隔壁班的國文老師，在改注釋就不會抓那麼緊，只要意思到位就給分，哪像我們班的國文樹妖那麼嚴格。」
同學一邊滑著手機，看著教育部課審會終於拍版定案的新聞：高中國文文言文比例維持原案，訂為45%至55%。紛紛碎念起來。
「矮油，多唸一點文言文，可以提高文學素養，拯救年輕人語文能力變差的現象；講話文雅一點，偶爾掉個書袋、展現文青的優雅，順便改變我們女生的氣質啊，有什麼不好？」
「拜託你好不好，什麼叫做『女生的氣質』啦，難道你完全沒有察覺到這句話本身就帶有性別刻板印象嗎？」恭旻總是維持他一貫直率地作風，立刻反問。
「更何況，有任何證據顯示：多讀文言文就能夠提高文學素養、或者提升語文能力嗎？」
我走進「閱讀策略與寫作實務」選修課的教室，就聽到同學們一來一往的唇槍舌戰。
「老師，你不是還在唸『兒童文學研究所』嗎？你能不能夠從兒童文學的角度，我們來討論有關高中國文『文言文』比例的問題啊？」
「嗯，大家都是對寫作有興趣，才會選修這門課的吧？寫作，是一種思想的自我表述，你有話想說、有故事想講，語言和文字就是我們表達的工具。而文學其實距離我們很近，文學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與淬鍊；當你讀到一篇文章而深受感動，一定是作者所描述某些情境喚起你曾經有過的生命經驗，你就會覺得『對啦，就像他講的這樣！』作者的文字因此牽動著你的情緒。你們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老師，可是我們在讀『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或是文天祥的『正氣歌』、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很難有你說的那種感動？完全是痛恨的fu耶！」有不少同學點頭，表示同意恭旻的說法。
「你看，你寫文章如果使用『痛恨的fu』這句話，國文老師是否能夠接受？他們會不會覺得這就是網路火星文的後遺症？因此，更強烈主張一定要『hold住』文言文的比例。」
「喔……老師你自己不是也用『hold住』這句話？」
「因為我要使用你們慣用的語言和你們溝通啊！顆顆。」
「既然你們希望我從『兒童文學』的角度出發，那就先談談『讀者反應』（reader response）理論。早期的文學研究是以作者或作品本身為中心，也就是著重在分析作者寫作的意圖，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作者的寫作風格如何？作品的結構，包括情節的安排、角色的塑造、以及文字的優美或流暢性等等的問題。換言之，作者是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是，近代的文學研究則轉向以讀者為中心，有沒有人知道原因？」
「這是一種『翻轉教育』的概念嗎？」有人半開玩笑地回答
「會不會跟出版業越來越商業化、資本主義化有關啊？」
「這位同學倒是提出一個好問題：出版業的商業化，有可能導致作者必須去思考他的作品出版之後，讀者會如何理解其作品？作者甚至會刻意留下一些空白、線索或是不確定性；而閱讀的歷程有如探險或尋寶，讀者的生活背景或文化脈絡，都會影響他對作品的解讀能力。換句話說，『讀者反應理論』就是翻轉，把整個詮釋作品的重心轉移到讀者身上。」
「老師，我記得以前在寫小論文時，有查到一個法國作家羅蘭巴特，他是不是提出『作者已死』的說法？這也算是『讀者反應理論』的一種類型嗎？」
「沒錯，羅蘭巴特完全顛覆整個文學理論，他提出『作者已死』就是強調：讀者可以任意解讀、拆解文本，這是整個閱讀史的徹底翻轉。當作品完成、印成書籍出版之後，作者再也無法發聲；接著就是讀者上場，讀者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位。讀者只有透過反覆地精讀作品才能夠找到線索、並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圖。換句話說，讀者不再是被動地回應作品，而要去主動創造與活化閱讀經驗。」
「所以，多閱讀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成長囉？」舜敏問
「老師，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以『讀者反應理論』去思考文學的意義，那麼國文的教材應該要以青少年的生活經驗為主，而不是去選那些古人的文章囉？」
「話也不是這麼說啦！文言文的確有其優美簡練的優點，問題應該出在考試制度、文章（教材）的選擇、與教學方法。這些問題牽扯太廣，光是選文就是一個知識權力結構的問題。到底是哪些『專家』選擇某些文章？為什麼高中國文課本幾乎以儒家為主，儒家十分強調倫理位階與忠君思想，文天祥、史可法的事蹟被反覆地歌頌，他們寧死也不願投降異族的氣節，難道不是基於『漢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孔子也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謂『被髮左衽』不就是貶抑夷狄等那些沒有文化的蠻族嗎？只是因為他們的衣著打扮與漢人不一樣，就讚美管仲的偉大，這是不是和『公民與社會』所討論的『多元文化』、尊重少數族群的『文化權』等概念互相衝突嗎？因為進度的壓力，上國文課時，老師大概把這些文言文的結構、修辭、語譯解釋完畢，就已萬幸，哪有多餘的時間去拆解文章背後的『價值判斷』。」
「老師，你想太多了啦！我們考完試就全部忘光光，不會受到影響的啦！」
「老師，我的感覺是，社會各界對文言文比例是否該調降？贊成與反對陣營各自展開連署，難道哪一邊連署的人數比較多，就具備正當性嗎？輿論也隨之起舞，雙方形成一種對決的態勢，我們完全看不到理性的對話。大家都說要回歸專業的思考、要擺脫意識型態的束縛。問題是，所謂的『專業』還是以專家學者為中心的思考啊！他們有考慮到『以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面向嗎？」恭旻又問。
「認為知識必須中立，不能夠涉及意識形態或者價值判斷，這種『主張』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我回答。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我們都是站在某個基準點在判斷對方的論述，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有如數學的直角座標系統，當我們使用（2,-3）來描述位於第二象限的某一點，其參考的位置是相對於原點（0,0）才有意義。」
「恭旻這個比喻很好！就像左派是相對於右派，就經濟事務而言，左派會認為『平等分配』是社會正義的基礎，政府應該積極地介入以保障弱勢；而右派會認為『自由選擇』才能讓資源極大化，政府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因此，當一個經濟學家在批評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造成資源被濫用時，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這位經濟學家是基於『右派』的立場，難道他能夠主張自己是『價值中立』的嗎？」
「有一本書就直接以『凡事都脫離不了政治』[1]做為章節的標題，其中引用狄更斯的《小氣財神》來批評當時英國主流的政治信念，認為政府不應該對幫助窮人，這樣只會讓窮人生更多小孩，社會就增加更多窮人。有些作家會特別關注政治與社會議題，尤其是透過作品去探討社會正義、性別議題、種族或言論自由等等。有些作者甚至會巧妙地隱藏自己的政治意圖，為的就是不讓讀者產生太多的政治聯想；但是，讀者可能在無形當中就接受作者的某些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
「老師老師，大人們都在批評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就是因為不看書、每天上網玩臉書、賴來賴去、只看動漫、著迷線上遊戲，因此要『多讀』文言文才能拯救我們的語文能力嗎？你認為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有沒有道理這件事，我不予置評，因為我不是國文老師，到時候你們轉述我的評論，我就變成箭靶，公民老師在學校的比例這麼少，是弱勢族群耶。但是，你們有空可以去比較95、99、以至101的國文課綱，其中高中國文文言文所佔課文的比率，分別是以45%、55%、65%逐年遞增。如果你們都已經讀了那麼多文言文，結果語文能力不增反減，請問：這樣合乎邏輯嗎？」
「還有啊，12年國教課綱是把高中教育納入國民基本素養，換句話說，語文能力的培養是以基礎溝通與表達能力為主。過去的文言文，原本屬於菁英教育，如果要加強文學品味與素養，那應該為是大學教育的目標吧？民國初年推動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如果還活著，你們認為他會怎麼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