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齡 / 整理報導
記者郭玫蘭，因受調查涉共諜案即遭爆料，網路上罵聲一片，即便共諜案最終成「烏龍」，郭玫蘭在司法程序中全身而退，這起事件卻讓她後來求職碰壁……
偵查程序中的被告尚未被定罪，甚至連起訴條件都不見得成立，卻早在開庭前便被針對，面臨來自社會的巨大壓力。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陳雨凡，與我們談談媒體介入「偵查不公開」的規範與實踐，究竟有哪些困境？
檢警媒體互利 報導大公開影響判決
媒體與檢警調的密切關係行之有年，記者自由出入警察局、檢察署的情形，在過去也不足為奇。因此，要趕在案件爆發第一時間發佈新聞，對記者來說相對容易；而新聞產製過程的把關、審視，自然也少去多層。司法新聞稍後在公眾言論下發酵、甚至影響判決，幾成必然。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明定，檢警偵查過程中不得對外公開案件，也訂定作業辦法約束，不僅警察自己在看到違反規定的報導後，可以向上級反映，看到不實報導也應主動澄清。然《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中，對於案件情況也並未要求警方通盤封鎖，在事證明確、考量公共利益下也能適度公開。
但陳雨凡說，不僅警方對於揭露多寡的拿捏不當，許多基層警察腳踩模糊地帶，也未必知道自己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尤其辦案者往往有「英雄心態」，常有意無意洩漏資訊給媒體，製造輿論關注，讓記者的大幅報導協助派出所曝光、展示功績。必要時，警方還能透過媒體預知社會風向，為辦案「指路」。
另一方面，案件經手人繁多，毫無確切事證指出洩密源頭，也究責難上加難。權衡利弊之下，究竟要不要揭露資訊給媒體，警方自身考量的結果似乎顯而易見。
輿論施壓司法 當事人後患無窮
「偵查不公開」原則是為保障司法的獨立，使法官判案本於事證心證、不受外界影響。因此，新聞報導作成時，若沒有經過謹慎的處理，往往形成可畏的輿論。民眾有時更不考量程序正義、證據參酌等因素，判決作成時便一面倒，批法官是「恐龍」，對司法獨立的傷害可想而知。
涉入媽媽嘴案件中的呂炳宏，因為案件血腥、眾聲譁然，即便後來遭「不起訴」處分，他也被貼上了「殺人魔」標籤，把名字輸進搜尋頁更是出現滿滿的撻伐。陳雨凡說，檢察官甚至在聲請羈押未果、呂炳宏交保後召開記者會，對大眾說自己「對不起死者」，其實是個錯誤示範。
而烏龍共諜案中的記者郭玫蘭，雖然後來得以平反，她後來卻在工作上處處碰壁，只得改名求職，才平息了這場風雨。
郭玫蘭(左)、呂炳宏(右)皆為檢警違反偵查不公開導致媒體不當報導的受害人。
陳雨凡說，司改會過去曾以收看節目、錄製光碟提交警政署、法務部的方式，監督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況，但後續也總是不了了之。而因違反「偵查不公開」遭殃的當事人，往往已經在先前的案件中精疲力竭，最渴望生活回歸平靜，也因此總放棄聲討正義、默默隱忍。
非偵查不公開約束對象 新聞媒體應自律
媒體需要報導資源、警方也需要適度的曝光和護航，兩者微妙的「共生關係」讓「偵查大公開」變得普遍，本屆司改國是會議當中也出現規範媒體、「妨害司法公正罪」的立法呼聲。
但陳雨凡強調，「偵查不公開」原則的約束對象從來不是媒體，而是執法人員與公務體系，落實公務體系中的究責才是王道。
「媒體的消息來源並非只有檢警調，有時拿得到側錄影像、其他踢爆者提供訊息、甚至訪問當事人等等，非常多樣。」因此，陳雨凡說，媒體身為監督者，依然應享有揭漏資訊權利，限制媒體報導更可能變相保護檢警。
但陳雨凡也表示，「媒體本身是個專業領域、記者也是專業人士」，應當依照媒體自律報導。但如何拿捏報導的分際，便考驗了記者的倫理操守。
閱聽人拒看拒聽 遏止不實報導渲染
「偵查不公開」設有懲處機制，一旦洩漏偵查機密，檢警可能面臨行政懲處、洩密罪責、甚至國賠，但效力依舊有限。
陳雨凡說，民眾能夠做的，除了隨時透過政風處、警察局長信箱檢舉外，從閱聽者角度下做起，也能遏止不必要的犯罪相關訊息發酵、渲染擴大。「畢竟有時，故事背後的八卦不是我們需要知道的，我們可以不收聽、收看。」
此外，面對訊息爆炸、資訊交流頻繁的時代，如何重新和大眾建立關係、適應社會改變，也成了「偵查不公開」原則的一大挑戰。
目前，司改會也開啟了接受民眾申訴窗口，協助訴請國家賠償，為「偵查不公開」把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