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素芳（國立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近日，詩人余光中過世的消息，在社群網路上發酵，就以我的臉友為例，對其懷念與歌頌者有之，對其密報檢舉行徑不恥者有之，評價兩極。亦有評論認為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不應將兩者混為一談！不過這恐怕是時空錯置的空談或謬論，舉一例說明，回顧六年級世代的成長過程，余光中是共同記憶，為什麼呢？他的「鄉愁四韻」不僅出現在教科書裡[1]，也出現在校園詩歌比賽的指定曲目中傳唱，亦與流行文化結合，成為當代促進國族建構的文藝佳作。
是的，那正是政治主導一切的威權時代，文藝傳播教育等領域當然無可倖免，余光中先生是時代的迎合者與得利者，那些被列為禁書作品甚至鋃鐺入獄者，即是控訴的鐵證。在民主的時代裡，歷史評價無從迴避，功過並陳也僅僅是最低限度的歷史正義。
比余光中先生早一日辭世的前大法官吳庚先生，在公法學領域享有盛名且桃李天下，他從1985年至2003年擔任大法官，前後長達約18年，在2003年退下大法官一職時，他曾語重心長指出「每個國家都有干預司法的案例」，並希望外力介入大法官解釋時，大法官不屈服的這項傳統能夠維持。
實際上，由於目前的公民與社會課程中，有詳細介紹大法官的任命方式、任期、職權與功能，對現在的高中生而言，大法官作為憲法的「捍衛者」、「守門人」的重要功能，具有高度認知與期待；尤其，筆者在課堂上最喜歡舉釋字499號解釋文為例，對大法官歌功頌德一番，感謝他們在憲政秩序的重要時刻，維護憲法尊嚴，使違法濫權的國民大會自動延長任期的自肥，無從得逞。而近年來很多關於人權保障的重要解釋文，也編入教科書當中為人所熟知，例如保障學生訴訟救濟權利的釋字382與釋字684、保障集會遊行自由的釋字718、保障隱私權的釋字603、保障婚姻自由的釋字748號等，對於防止政府濫權，並增補不少的人權清單，大法官都發揮了重要的防腐作用。
然而，吳庚先生的說法引起我的好奇，在解嚴後逐步民主化的司法環境，尚且令吳庚先生有此感嘆，那麼在那段威權統治白色恐怖期間，當時的大法官是如何捍衛憲法的人權價值？是不是對的起「憲法守門人」的天職？還是屈服或迎合於獨裁者，而為政治服務，棄守法律所要維護的價值，而成為國家暴力的一環？
關於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人權侵害的型態，目前學界將其定義為「體制型」侵權，這階段的人權侵害是透過高度官僚化的程序，加害體制中的加害者包括獨裁者與其幫手，例如制訂惡法的立法機關、執行公務的各單位（警總、調查局等）與軍事審判官等，這些幫手的行為雖然符合法令，但弔詭的是，當時的法令就是迫害人權的惡法，這使得白色恐怖時期的轉型正義論述陷入困境。從現在的時點來看，如果當時的大法官能夠在毀憲惡法的違憲審查上，發揮權力防腐的功能，或許轉型正義不至於陷入當前的困境。
更遠的不說[2]，以1991年（民國80年）的釋字272號為例，此時的台灣社會已經解嚴，大法官解釋文竟以「基於此次戒嚴與解嚴時間相隔三十餘年之特殊情況，並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為由，認定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確定案件，於解嚴後不得向普通法院上訴之規定（動戡時期國安法第九條第二項），與憲法尚無抵觸。大法官於理由書中，進一步解釋什麼是「特殊情況」：因長期戒嚴，且時過境遷，事證調查困難，因此禁止人民尋求救濟的立法，不～違～憲！
學者黃丞儀即質疑，如果可以因為戒嚴時期很久，而取得侵犯人權的合法性，豈不是鼓勵獨裁者要獨裁就要久一點！而這號解釋文，實際上阻斷了追求真相與轉型正義的先機，一延宕又過了二十餘年，在憲政秩序的重要時刻，大法官棄守「人權捍衛者」的天職，鐵證如山，獨裁者已逝，然獨裁體制的遺緒未除，特殊情況凌駕於憲政價值之上。而吳庚先生亦是該解釋文的第四屆大法官之一[3]。
推動轉型正義的困境中，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稱「功大於過」，於是兩蔣的經濟成長與恐怖統治有了計算上的相抵，於是余光中的文學貢獻與告密者行徑有了計算上的相抵，於是大法官的捍衛人權與迎合現實也有了計算上的相抵……。相抵後得到功大於過的結論，使我們心安，甚至可以宣稱沒有轉型正義的必要。然而，轉型正義是一個價值反省的運動，若我們不能釐清過去所犯下的錯誤，如何能夠透過反省而進一步堅定對民主人權價值的追求。
註釋
[1] 根據1983年教育部頒訂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國立編譯館編著的國中「國文」第四冊，收錄余光中先生的「鄉愁四韻」。列舉目次為：（一）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蔣中正（二）陋室銘/劉禹錫（三）鄉愁四韻/余光中（四）哀思/陳源（五）樂府歌行選：四時讀書樂/翁森（六）春/朱自清（七）良馬對/岳飛（八）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九）觸發－－一封家書/夏丏尊（十）一朵小花/殷穎……。
[2] 除了釋字272號之外，關於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法令違憲審查的釋憲文尚包括：1956年十一月釋字68號、1970年十月的釋字129號。然，在釋字129號中，林紀東大法官特別提出不同意見書，表明與解釋文不同之立場。
[3] 該號解釋文的署名者有林洋港、楊與齡、李鐘聲、楊建華、楊日然、馬漢寶、劉鐵錚、鄭健才、吳庚、史錫恩、陳瑞堂、張承韜、張特生、李志鵬等人。依據當時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13條，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暨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方得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