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江欣怡
「對買賣關係的規範,我們吃牛肉麵時沒有特別的法律來規定它的價格,那為什麼對於勞動力要有呢?」這是12月6日「勞基法修惡,青年有未來?——高教巡迴講座」於台中一中的場次中,講者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林名哲首先提出的問題。他說明,《勞動基準法》的概念,是基於社會安全與人道考量而訂出對於勞動保障的「最低限度」而非「標準」,是希望藉此規範來促使勞動市場交易價格能落在低標以上,然而,現實中的狀況卻彷彿不是如此⋯⋯。
林名哲在講座當中,先說明「勞動力」的概念,而後,進一步向台中一中的同學們介紹現行《勞基法》「一例一休」的規範、為何去年修法不到一年又要再一次修法,並且引起這麼大的反彈聲浪。他請同學們想像一個社會,假如每個人都是麵包師傅、都賣著差不多且必須在當天售出的麵包,而且只能做這行不能隨時轉業,那麼怎樣的人可以在這樣的社會中繼續生存下去呢?有同學回答:「看誰願意拿最少錢做最多的事。」林名哲也說明,勞動力商品的特徵在於它無法儲存、取代性高,且不易流動,因此確實如同學所說,假如沒有妥善的規範,那麼勞工往往便會為了有工作,而不得不去接受低薪,陷入「削價競爭」的處境。
現行《勞基法》的一例一休制度,首先是為了落實「每週工時40小時」的規範,按照正常的「週休二日」來說,每週工作五天、一天八小時,確實能夠符合規定,然而,卻也有部分公司會讓員工每天工作少於八小時,但一週七天之內只讓員工有一天休息,其餘六天仍須出勤,這是過去法規中的一個漏洞,因此去(2016)年底政府提出「一例一休」的修法方向,透過「每七天必有一天例假日、一天休息日」,「但休息日可由勞資雙方協議是否上班,並且增加加班費」等規範,期望透過「以價制量」的方式來落實讓勞工減少加班、週休二日的原則。然而,政府又為何在今年度推動再次修法?本次修法的主要爭議又是什麼?
林名哲指出,在今年4月14日的「勞基法實施後的衝擊與影響研討會」中,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魏平儀曾批評一例一休:「以前沒有完全執行《勞基法》,勞資可以協商,幾十年來相安無事」,與會資方也紛紛呼籲儘速修改《勞基法》。林名哲接著說明,政府宣稱本次修法是由於一例一休「窒礙難行」,因此希望鬆綁其中的規範,例如輪班格間隔可透過勞資協商改為八小時、經過勞資協商後例假可挪移等等,此外,現行《勞基法》中「做一給四、做五給八」的加班費計算方式也將改為「核實計算」;目前每月最多加班46小時的上限也將修改為「每月最多54小時、三個月內總量管制以138小時為限」。
面對本次修法,勞團質疑,一例一休實施後,全台勞工週休二日的人數已提升至八成,對於政府表示一例一休「窒礙難行」感到不滿,此外,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指標,連續半年平均每月加班45小時就被認定有「高過勞風險」,如今政府竟將單月可加班時數增加至54小時,林名哲也提到,造成勞工需要加班的根本原因是低薪,然而政府本次修法只是增強勞工加班的「密度」,而非提高加班費或者增加加班機會。
面對勞資之間的衝突和社會上對於青年的刻板印象,例如:「大學太多導致學生素質下降」、「年輕人領低薪是因為能力不好」等等,林名哲回應,這樣的說法是只看個案而缺乏對於整體社會結構、層次與背景環境的理解,此外,在當今社會中擁有大學文憑的人越來越多,光憑大學文憑想要脫穎而出的機會就比過去小了許多,但這不一定表示學生的水準較差,相反地,可以看作是年輕人普遍的知識水平提高。而當企業越做越大、組織日益科層化,也有越瑣碎的分工,使得勞工面臨的工作處境與過去已經截然不同。「不要回歸到個人去思考,人是經驗的產物,人的思想受物質基礎所影響,大家面臨不同環境、不同選擇,會有不同的想法很自然,每個世代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
講座最後有不少同學舉手發問,台中一中高二的湯承恩詢問:「修法過後會對勞工有負面影響,為何立委們在看草案時沒有把關?」林名哲回應,在現實中,立委的決定會受很多力量影響,例如黨團高層要求推動這個法案,立委個人未來需要這個黨的資源,可能來自資本家政治獻金等等,其次,不同的法案之間的專業性非常分離,113席委員裡面說不定有不少委員真的非常不懂《勞基法》,而這樣的委員在審查法案與做決定時,也更容易被黨意所影響。
台中一中高三的白鎔維則對於講座中提到的「加班時數」計算彈性有所疑問,他提到,行政院長賴清德說加班彈性本來就是為了要讓「季節性產業」有彈性,而非要讓勞工長期性加班。對此,林名哲回應,在三個月的總體加班時數沒有增加的修法原則之下,確實可能是為了某些產業需求,但政府不應該說成是「勞工愛加班」、「是為勞工好」,在修法上應該「對症下藥」,不應為了特定產業的需求來犧牲大部分勞工的健康。
我們的課題該怎麼做?林名哲表示,《勞基法》不是不能調整,但是《勞基法》為何要再改?這件事情再次修法凸顯一個問題:「所有政策,反映誰的意志?是講話大聲的人來決定,很多時候有資源的人講話大聲,像是勞工人數最多,或是過程中試圖去說理而資方不見得做太多說理,最後還是他們主導修法,但我們能夠怎麼樣呢?」林名哲提到,在薪資凍漲、工時長,而大多數人無法把握可以階級翻身的社會情境下,除了靠著自己很努力、充實、學技能賺錢等方式來維持生活,若要解決結構性問題,「我覺得只有一種方法:要變成『說話大聲』的人,畢竟我們(勞工)人數很多,如果大家都齊心協力,想辦法發出更多的聲音,也許有辦法去改變。勞工政策是人為的,由立法委員、行政院等機關決定,我們可以去影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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