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主流的臺灣學運論述遺忘了太多歷史。
作者/解影
前言：本文初稿係2016年10月15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開幕演講之錄音逐字稿，原題目為〈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1990∼2015台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的反省〉。在對逐字稿的文字內容做過大幅度修改後，發表於2017年４月出版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１０６期「左翼聲響」專題。
五、學運史中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問題
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記住前人的豐功偉業，而是透過歷史更深刻、更寬廣地去面對我們現在的問題。近幾年的臺灣學運中，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議題就是：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問題。例如有一種說法解釋2008年的野草莓為什麼失敗？因為去政治化！2005到2008年為什麼臺灣的學運只剩下樂生？因為去政治化！甚至連樂生都是去政治化的！2012年反旺中運動發生之前有個「表態論」的論爭，在網路上進行很激烈地爭辯，一些支持民進黨的人，在論爭中批評社運人士是一群去政治化的「不藍不綠天然呆」。
但是如果放大歷史視角來看，其實社運／學運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議題，在1994年的《野百合通訊》上就已經有討論了。1994年5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6期，專題就叫「社會運動政治化」。這裡面有哪些文章呢？有〈選舉、政治化與社會運動〉（陳政亮 1994）、〈勞工運動的社會化、政治化〉（丁勇言、邱毓彬 1994）、〈社會運動、政治與政治化〉（陳尚志 1994）。從這些題目就可以看出來，當時對於社會運動如何政治化、學運如何介入具體的政黨政治，已經思考到一個高度了（註九）。
《野百合通訊》第六期–社會運動政治化專輯
如果再認真看待這些文章的內容，例如陳尚志寫的〈社會運動、政治與政治化〉（1994）這篇文章裡面，就區分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跟「政黨政治的政治」兩種政治類型。陳尚志在文章中認為，如果促進一般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才是政治的目標，那社會運動應該參與的政治應該就是這種政治，而不只是奪取執政的主導權、國會的多數權。二十年後陳尚志代表綠社盟參選立法委員，但沒有選上。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討論，就是關於「大學社區」的議題，這個議題首先是黃新高提出的，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社會一個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黃新高1993：19-21）
黃新高的文章刊出後，立即得到當時文化大學的學運團體草山學會的回應，這篇由陳柏偉、周倩而、顧家銘聯合署名發表，名為〈大學社區運動：校園運動長期經營的進一步思考〉（1993）的文章中認為：
在這樣視一切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戒嚴」及「白色恐怖」已不再是可以大規模動員的依據，如果學運份子只能一味地反覆操作這些「道德性的訴求」，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是不難想像的。（1993：41）
不管90年代中期《野百合通訊》參與者想得對不對，這些討論其實顯現出一個問題意識：政治化問題跟校園組織是密切相關的，但過度參與政黨化的政治對校園組織是有負面影響的。這其實也可以透過歷史來印證：2008年野草莓之後，2009年各校的學運組織有很大的衰退，到2010年才爬起來（魏揚 2016）。2014年太陽花之後，2015年時各個學校的學運團體也是大量衰退。所以可見過度地政黨政治化、過度討論政治議題，其實對學運的校園經營是有負面影響的；除非我們認為學運就是要工具化，就是要成為政黨政治的馬前卒、火牛陣、用完就丟的免洗筷。但如果我們想要讓學運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那對於政黨政治必須保持一定的戒慎恐懼。這在1994年《野百合通訊》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而後在1998年時丁穩勝的〈尋找學運新核〉一文，重新再討論學運要如何建立自己的主體、自己的組織，要有自己的進步意識，才不會被社會運動跟政治勢力收編。這些東西其實在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之後都思考到某種高度，可是現在完全被遺忘。
如果我們把焦點集中在議題最政治中心取向的「中正廟模式」學運，那麼其中政治化和去政治化、政運和學運的關係，更是呈現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
1997菅芒花學生聯盟於中正廟廣場靜坐的文宣連署名單。
1990年野百合的時候可能是政運與社運不分。
1997年菅芒花學運的時候則是區分得很清楚：前三天是由現在民進黨高雄市立法委員趙天麟和其朋友組成的新文化工作隊在負責，後四天是北部和中部的學運團體主導；所以前面是政運，後面是社運。
2004年孤挺花是很精彩的，學運團體想要進入中正廟廣場的場子，結果晚上被民眾趕出去，詳情請看楊祖珺編輯的《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等你》（2005）一書。（註十）
等到了2008年野草莓的時候，其實校園內還存在學運團體，但是對於這個運動比較是採取被動旁觀的態度。
把這些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論述羅列出來，就會發現「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到底是學生不管政治？還是政治不想要不聽話的學生？或者其實兩者間有更複雜的糾葛？這都不是三言兩語或是簡單扣帽子就可以談清楚的。
六、自主性群眾與無架構化
前面提到「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問題，必須扣連到臺灣學運的「組織問題」來談。談到組織問題，就必須談到另外一個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對於校園內的學運幹部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鄧丕雲說的「自主性群眾」的問題（註十一）， 這同時可以扣連到所謂「無架構的暴政」的議題。
談到「自主性」、「無架構」等議題，很多人都會提到當年陳信行翻譯的「無架構的暴政」一文，可是其實1990年趙剛在〈論現階段無住屋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社會學的批判〉一文中，就已經對當時的社會運動有類似的描述了：
運動的參與者沒有一個輪廓鮮明的群體認同感，也沒有內部的社會溝通網絡，因此運動「動員」成功，也不過只像是戲劇的叫座。你不能說演員的動員能力很強，最多只能說媒體和宣傳配合得好罷了。⋯⋯而媒體的角色，在無住屋運動以往的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恐怕要比在其他社運的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還要重要。（趙剛 1990：67）
把這個描述拿出來印證到白衫軍、紅衫軍或很多其他的運動，可以發現類似的性質從1990年開始就一再重複了；我們的歷史不斷地重複，重複了20 年。
鄧丕雲在《八○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的書末提出，在野百合學運後出現的自主性草根群眾，其實對校園的組織者產生難題：
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的形成，因為組織化的程度不夠，呈暴起暴落的型態，而且在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在學運團體平時草根經營不足，無法吸納這些群眾，在抗爭時，由於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往往與學運團體間有微妙的緊張關係。（鄧丕雲1993：391）
事實上，類似陳信行（2017）所講的、野草莓學運時中正廟廣場上非常鬆散的狀況，鄭中睿曾以一個非常圖像化的文字描繪出來：
對散眾們而言，廣場是個愛來則來、想去則去的開放空間。下課、肚子餓、睡不著，來；打工、天氣冷、想睡覺，去。每逢平常日，廟前的景象便是白日景物蕭條、人頭稀落，僅幹部們固守現場苦撐；傍晚之後，才見人群逐漸湧現。但由於散眾如鬼魅般飄忽不定的物種習性，今天來的和昨天是不是同一票沒人說得準，此刻在場的明天到不到誰也不知道。有責者無權、有權者無責，如此這般，野草莓的直接民主注定是一場悲劇兼鬧劇。（鄭中睿 2009：6）
其實包括1997年的菅芒花、2004年的孤挺花，都有類似的狀況，這似乎是「中正廟模式」的宿命。
「無架構化」看起來好像不是什麼大問題，或者講白了，臺灣的大學生本來就是一群生活鬆散的動物。可是如果把事情聯繫到323佔領行政院事件的話，就顯現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這樣子無架構的狀況，當你是白衫軍的一員，在抗議台灣軍隊的管理不當的時候，是有效的。但當有一天你突然進入到行政院這樣國家的權力中心的時候，國家真的跟你認真起來，用鎮暴警察的國家暴力強烈反擊的時候，你是一點反抗力都沒有的。到現在打人的警察你一個都抓不到，即使打人的警察的相片在網路上都看得到。
如果是在阿拉伯，有人被打死了，會發起阿拉伯之春；如果在香港，有人被催淚彈給打了，會發起一場雨傘運動，持續抗爭好幾個月；但在台灣323行政院事件中卻沒有產生任何後續效果。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認真反省這個事情，看這樣子的組織模式到底好不好？因為323是一個充滿血淚的教訓，到現在有誰被處分了？我們可以反擊嗎？沒有！那麼野草莓也好，或者太陽花也好，或許學運其實都只是在國家權力面前打擦邊球。但當像323行政院事件這樣子真的有機會佔領國家權力中心的時候，面對國家機器的總動員反擊，根本就沒有能力反抗！那到底臺灣學運的革命性、改變臺灣社會的可能、或者說臺灣學運的力量在那裡？當現在很多人在高談網路時代的自主連結，甚至強調社群、非正式化網絡的重要性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沈重課題。
323佔領行政院事件是個非常慘痛的歷史。
（未完，待續）
系列文章：
【學運斷簡】看不見的學運： 對當前的臺灣學運史論述與相關議題的反省（一）
【學運斷簡】看不見的學運： 對當前的臺灣學運史論述與相關議題的反省（二）
【學運斷簡】看不見的學運： 對當前的臺灣學運史論述與相關議題的反省（完）
註釋
註九：這幾篇文章全文都已經打字上網，可參閱如下網址–
〈選舉、政治化與社會運動〉http://twstudentmovement.blogspot.tw/2016/01/1994-5-93.html
〈勞工運動的社會化、政治化〉http://twstudentmovement.blogspot.tw/2016/01/blog-post.html
〈社會運動、政治與政治化〉http://twstudentmovement.blogspot.tw/2016/01/19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