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Daniel Friedman（依CC授權方式使用）
文／邱涵仕（國立台南家齊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某日下午，我在和學生討論小論文題目。
「老師，我們覺得目前的XX政策是不好的，影響了我們學生的權利。」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
「我們想做一個小論文來探討這個現象，然後還有政策對學生的影響？」
「那很好啊，你們可以去蒐集相關的文獻，整理之後提出你們自己的看法。」
「我們想在校內發問卷，可是……」
「怎麼了？」
「我們也很擔心，如果問卷收回來的結果跟我們想的不一樣怎麼辦？」
「如果你們的問卷工具沒有被誤用，提問的方式也很客觀，那當然就要接受問卷的結果啊。」
「可是，我們覺得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啊。」學生的語氣有點焦慮和不滿。
「那你們就應該去想想這個政策是如何影響你們的權利，跟他人討論之後，尋求管道來表達意見啊，怎麼可以把小論文當成你自己的手段呢？」
當下我們的對話並沒有結論，但事後某些片段卻又不時迴盪耳際。
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自己心中也有幾分好奇，究竟社會大眾是如何看待公民老師這個角色的。我會在課堂上講述社會、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基礎知識，也試圖藉由對話與討論、戲劇和肢體等方式引討同學們思考社會議題。為了讓學生有感，我也曾經參與或辦理各類型的講座、營隊，目的當然是希望學生能從當中獲得感動，甚至能有所行動，為社會做些什麼。
我是公民老師，也是班級導師
走下講台，回到我自己的導師班級，另一個「我」似乎又會浮現出來。
「黃ＸＸ，上課請不要拿手機出來玩。」
「林ＸＸ，你的寒假作業已經拖欠了3天，不要再忘東忘西啦。」
「陳ＸＸ，下次要請假一定要記得通知老師。」
「黑板一定要擦兩次才會乾淨，板擦每天都要清過。」
「我知道社團和校外活動很重要，但課業也不能放掉啊。」
「園遊會的道具和材料要記得帶回家，不要堆放在公共空間，造成別人的困擾啊。」
身為一個導師，有些學生把你當成朋友，有學生希望你主持公道、還他清白，家長希望你像學生的在校父母，社會的傳統價值希望你成為學生的「再世父母。」你必須要維持班級的秩序，盡可能讓教學活動順利進行；學校各項活動需要推派代表時，你也要鼓勵學生參與；學生之間出現了誤會或摩擦，需要你來裁決；未來選擇職業或科系，他們有些人會想聽聽你的建議；家庭或感情有狀況，也會有人想找你諮詢……。
平常在公民課堂上談論的多半是公共議題，提醒學生要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強鼓勵他們理解和關心公共議題，然而下了講台，你會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學生的私領域。如果遇到需要導正的行為，你必須很有技巧，話說得太委婉可能不被當成一回事，但話說得太重又會傷害他的自尊心。課堂上你還在提醒同學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下課鐘響後你卻常常在收拾一些卸責的爛攤子。前一秒你鼓勵他們進行公民行動，下一秒又得擔心他們思慮不夠周密，還得扮黑臉提醒他們行動的目的和後果。
坦白說，在這樣的角色切換上，我還不像許多職場前輩們的游刃有餘。
公民老師是校園民主的提醒者
在校園民主化的過程中，資訊的發達和教育的落實，許多學生已具備了基本的權利意識，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就擁有更高品質的公共生活呢？答案可能是令人存疑的。首先，許多限制學生權利的規定或作法已逐漸鬆綁，然而在其他的配套措施上卻還在過渡時期，輔導課、早自習、服儀規定……。許多議題在校內成員之間仍然沒有最大公約數，甚至造成的彼此的對立和緊張關係。
其次，學生雖然已有初步的權利意識，但仍然需要公民教育的引導和深化，舉凡言論自由的界線，學生自治活動的精神和學生自治組織的權限，都是需要適時教育並且從「做中學」的。而師長們也終將面對一個事實，就是在民主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未來的學生將會參與更多的公共決策，在此之前，他們也必須學習更多的相關知識和素養，比如法律規定、程序正義、尊重他人……等。
公民老師不是校園民主的救星，但他們多半樂意當個提醒者，在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之間，在自由和秩序之間，在教育目的和個人選擇之間，盡力拓展校園內彼此對話的空間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