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ryanne lai
文 / 陳景輝
劉曉波逝世快將一周年，他的妻子劉霞仍被無理軟禁。這陣子，都在讀劉曉波，其中最令人啟發及震撼，是他1992年甫出獄不久寫就的六四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下稱《獨白》）。這是本反省性極強的作品，劉曉波對運動及自己也做出嚴厲批評，出版時受到很大的拒絕。然而，隨年月過去，不少人也同意，劉曉波最終以其一生的努力證明和落實了他一己的反思及信念，即使書中一些觀察和判斷或許有失苛刻，但從今天看來，作者自始至終所號召的自我反思精神卻是真誠的。
在這書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劉曉波對自我所進行的懺悔。懺悔既不同於回憶錄常見的從主觀上出發的自辯，或有關自身的事件重組（無疑這兩項元素也在本書存在），而是懷有罪感的劉曉波所進行的深入自我剖析，通過自我揭露，從而達至對自身信念及價值觀的深化、強化，以至修正。因而懺悔不是為坦白而坦白，更不止是「我口講我心」。
在《獨白》中，從參與八九運動前前後後，特別是他首次坐牢時寫了悔罪書，凡此都令他對自己感到非常不安。他發現自己在運動中有種種言行不一、三心兩意、自相矛盾，重點是內心潛藏着種種自欺、不誠，或「不知自己為何物」，正是劉曉波整部書懺悔的出發點。正如書中所寫：「真是一場六四，山風海雨攪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両。」
記得去年劉曉波逝世時，筆者跟身邊一些朋友搞了個小型讀書會。一些朋友無法理解《獨白》中對自我誠實的要求，認為作者對自身太苛刻，畢竟，政治運動在一般情况下所意味的，常是境遇性的見招拆招、隨機應變，因此與其追求誠實，不如保持靈活彈性，不要太道德化。
然而若回到《獨白》的脈絡，恰恰是六四屠城帶來了意料之外的血腥鎮壓及沉重的監禁刑罰（王軍濤和陳子明判監13年，以及更多無名者的重判）；以及另一方面，從當時劉曉波自身背景出發，恐怕在1989年之前，他自己也沒想過會主動獻身一場如此悲壯的民主運動。這是由於他向來是獨行俠「單打一」的性情，因而跟以往如學潮般的群眾政治也保持距離。恰恰在這個充滿理想主義、言論環境愈見寬鬆，人們一心以為中國逐步邁向自由民主的1980年代，卻迎來了六四這一慘痛的轉折。劉曉波跟他的同代人，就此背負着沉重代價，他自己也因而踏上了一條徹底不同於既定規劃的人生路。
因而，劉曉波有關自身誠與不誠的拷問，正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轉彎處，即在他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約20個月的監禁，並在秦城寫下了違心的悔罪書之後。正如他所說，腐蝕良知的不僅是鮮花和掌聲，也包括高壓和恐懼。
想說，即使放在今天香港來看，我們也面對高壓和恐懼的時代轉折。很多人像「八九」的劉曉波，首次嘗到了「坐政治牢」的滋味。於是《獨白》中「真誠面對自己而不自欺」的這一要求，也變得無比合時宜。這除了關乎巨大後果和責任之外，也關乎未來的路——我們是否具備足夠走下去的意志。
政治的內和外
真誠與否，其實也不止是道德與否的問題，而是關乎另一個維度：政治的內在和外在。
記得以前讀書，說政治就是「建立敵我，抵抗外在的敵人」。在現實的政治中，人們衡量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行的準則，就在於他所講所做是否成功瞄準敵人。以致在如此政治化的時代，一部原來不怎麼樣的電影或書，要是它受到中央喉舌大力抨擊，它也隨時成了我方必須捍衛且具有時代精神的重要之物。凡此種種說明了，政治的意義常常是從外部被賦予的。然而，真誠卻要求我們將目光轉向內部。恰恰我們必須顛倒那句時代的名言，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而是「我們選擇了時代」。因而，是否成為抗爭者、社會行動有什麼意義等問題，必須扎根於一個人內在的選擇和信念。但麻煩是當時代變得更高壓，恐懼叫我們更容易傾向將責任外判，部分人更是說了做了不敢認，只管醒目地見招拆招，於是，信念難以積累和深化。
「我們選擇了時代」
面對時代轉折處，劉曉波所建議的是更困難的道路，政治不單止關乎外在，更是關乎內在。在此引述他2008年10月入獄前的一段訪問作結：「一個不同政見的異見者不單要學會怎樣反抗，而且要學會怎麼去面對這種打壓，怎樣坐牢。一個異見者能平靜地、樂觀地面對這種處境，沒有值得炫耀，就像一個工人做好工，農民必須種好地，一個教師必須教好課一樣。你選擇了這個，這就是你選擇的一部分。」
這印證了他從《獨白》開始所提出的樸素而又十分重要的時代備忘——真誠的信念，也是他花一生的努力來打磨出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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