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張方慈
RCA案8/16宣判，529名RCA員工，其中262人因職災罹病死亡，維持二審判決勝訴，然而，剩下的246人卻因沒有外顯疾病，仍須釐清因果關係，發回高院更審。
RCA案從70年代台灣政府鼓勵美國資本來台設廠的背景，今昔對照下，仍然可見到台灣企業及外商動輒喊出「不排除出走」要脅政府鬆綁勞動法規、環境法規。跨國企業對當地勞工的剝削與環境危害仍然時有所聞，如何不再讓RCA悲劇重演？本週邀請世新社發所副教授陳信行，從跨國資本的角度來了解RCA。
經濟奇蹟的「代價」：誰受惠、誰承擔？
1960年代，甘迺迪政府打算將大量資源投注到越戰，美國對台韓援助減少，提出「投資取代援助」的口號，鼓勵當時美國企業、日資來台投資，RCA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台設廠。
當時在台灣執行計畫的仲介者是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李國鼎，在他與孫運璿等財經官員推定下，立法院陸續通過《獎勵投資條例》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等法案，透過減免稅賦方式，鼓勵外國企業來台投資。
RCA來台五年後，經濟部長孫運璿授權工研院與RCA簽約（RCA計畫），派出40名年輕工程師赴美取經，帶回IC設計、製造技術，成為1980年代領導台灣發展IC設計產業、晶圓代工的菁英，影響十分深遠。李國鼎、孫運璿等人往後十多年來被主流媒體譽為「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天下雜誌第一期封面人物就是李國鼎。
然而在經濟奇蹟的背後，為了使資本獲利，付出代價的是勞工的身體健康、土地環境污染。1972年台灣飛歌（Philco）電子公司在台北淡水竹圍廠，數十名女工因為吸入廠內對人體有劇毒影響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導致急性肝炎症狀相繼住院，五位因此過世，飛歌事件催生了《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訂定。
飛歌電子公司與RCA同年創立，廠址設於費城，與RCA紐澤西廠遙遙相望，兩者同為電子製造業，製程也循同一模式。飛歌事件爆發後，內政部召集各大電子公司舉行座談會，要求各公司改善工作環境，勞委會也對各工廠進行檢查，當時RCA曾有11次檢查未合格並開罰的紀錄，也成為日後RCA污染訴訟中的重要證據。
「兩種台灣人對RCA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在RCA當工人的，你的經驗是你的下半輩子就是癌症；你在RCA當工程師的，你的經驗就是下半輩子飛黃騰達。」
陳信行指出，參與RCA計畫的菁英日後被視為是台灣產業成功轉型的功臣，但受害的勞工，卻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代價」，「你從來沒有付出代價，你在工廠喝的是蒸餾水，女工喝的是地下水」、「甲家裡發財、乙家裡生病，這怎麼會是必要代價？這是社會的不公正義啊！」
真相只有一個？專家研究結果分歧，誰才是科學？
RCA這樣工害污染訴訟牽涉橫跨毒理學、流行病學、環境工程等，審理過程專業複雜，但一般受害勞工卻沒有相關知識，難以舉證，而不同的理論對工人與污染的關聯又有不同解讀。專家可信嗎？我們又該相信哪家專家？
RCA案二審共傳喚了11名專家證人，接受兩方律師的交互詰問，其中出庭時間最多的是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保中，出庭了7天、14次，高達52小時。陳信行說， 這是第一次台灣的法庭容許科學家去解釋自己的論述如何而來，「過去法庭的態度大概就是，你們給我找一個權威，這個權威講的我就相信，權威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
RCA一案中，正好有兩項專家研究對污染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讀：一個是勞委會勞工衛生安全研究所從1999年開始做了3年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認定勞工罹病與工廠污染無顯著相關跡象，否定RCA污染是職災；另一項則是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研究，認定是RCA使用的有毒有機溶劑導致員工罹癌。
陳信行指出，勞委會研究有幾項缺陷，包括追蹤時間短，忽略癌症潛伏期長的特性、以勞工年資作分類，忽略員工可能因為職位不同工作環境有差異，且RCA公司宣稱內部資料因火災銷毀，勞委會的研究也以資料殘缺為由，以污染「無定論」作結。
但後來台大團隊拿到21年曾在RCA替員工投保勞保資料，以薪資高低分類，推測低薪者應為工廠員工、高薪者較可能為辦公室高階主管，另外假設RCA照法律規定1974年禁制使用三氯乙烯，推測1974年進場的工人比較可能暴露到三氯乙烯，再將工人依照時間點切開比較，分類追蹤結果證實1974年前進場員工的罹癌率高。
而台大團隊正式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則三大類：流行病學研究針對居民、員工、員工子女；毒理學研究，將RCA場址地下水中測出的化學物質，調配成溶劑餵食老鼠，發現雄鼠罹有肝癌、雌鼠罹患乳腺癌；環境工程研究則追蹤污染地下水路徑，發現地下水層物質會蒸散到土壤表面，並經由空氣回到廠區使人吸入。
向跨國資本咎責，修法管制外資跑光？
訴訟過程中，RCA公司的股權經過多次轉移，先後被法國奇異公司（GE）、湯普笙（Thomson）公司併購，且惡意脫產，等到自救會提出假扣押，已經晚了一步。員工該向誰咎責？
後來法院認定，GE、湯普笙先後取得RCA公司股權，並在自發現工廠場址環境污染開始減資，更於RCA自救會求償後將資本匯入匯往海外銀行，明顯是為逃避日後賠償責任，並且援引《公司法》（154條第2項）的「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認定此案母公司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歷來所有者需要對RCA工傷負起連帶賠償的責任。
「這年頭，隨便一個阿貓阿狗都可以去松江路的一間銀行，請專員在模里西斯設一間公司，把錢會過去，已經有太多公司使用這種手段、太多金融公司協助公司搞這套。」陳信行指出，法律也隨著時代進步，雖然可能永遠都比公司手上的手段還慢了一步，
管中祥提出，站在政府角度，若修法管制投資，是否會影響外國公司來台投資意願？他以RCA案為例，在三審開庭前，美國出口商和製造商協會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出具信函警告法院，判決若認定奇異公司應為污染負連帶責任，將降低外資投資意願，不利台灣。
陳信行指出，法庭之友應該是與兩造無利害關係的第三者提出意見，然而奇異公司就是兩個美商協會的理事，當事人裝成第三者，說是善意提醒，其實就是威脅，「這樣的威脅我們台灣還算少嗎？」
「這些都是鬼話。」陳信行說，從川普上台後美國政府的行為來看就知道，一個國家如何要無視這些規定，人家也不能拿你怎麼樣，「他展現出來的政治態度是給他們選民說，政府是可以違反國際協定的，那台灣政府為什麼會說國內法令不能違反國際協定？」
跨國資本賺飽就跑，在地受害者如何對抗？
跨國企業對本國勞工造成的損害不只限於RCA職災案這種毒物侵權類型，近年也有像是Hydis員工遭永豐餘元太科技惡性關廠，拿走專利技術後便裁撤所有員工；或是台南企業到薩爾瓦多設立紡織廠，為了打壓工人因為想組織工會而關廠案。
陳信行指認為，多個案例呈現跨國資本的特性，「完全不在乎人付出的代價，什麼地方只要做生意要付出代價他拔腿就跑。」
相較RCA案，新形態的跨國資本直接將生產外包，也藉機擺對勞工應負的責任。「RCA的現場是自己管的，所以他的現場是RCA要負責，所以他賣給誰，就是誰要負責。」陳信行以富士康工人跳樓案為例，「蘋果完全沒有自己的生產現場，所以他手上很乾淨，工廠發生什麼駭人聽聞的案件都是外包商的問題，與他無關。」
管中祥問，即使國家制定勞動、環境法規，工人找到違法證據，跨國資本仍有辦法透過各種手段脫產卸責，勞動者該如何面對？
陳信行認為，勞工需要跨國聯盟，消費者也應該站出來對品牌施壓，這種政治施壓在薩爾瓦多及富士康案例中皆有斬獲，而網路的進步也讓運動策略在技術上越來越容易達到，直接串連各地團體到品牌旗艦店抗議，並藉由網路快速散佈訊息，「蘋果一開始否認說沒有，如果有是台灣工廠比較苛刻，後來一直被撻伐，蘋果、成衣大品牌上就開始採用CSR守則，要求供應商要做到符合當地國法令。」
不過陳信行也說，CSR守則屬於是企業的內規，而不具有強制力，品牌是否會主動自我監督令人懷疑，「用這個（來對企業施壓）當然是有點諷刺，本來就應該符合事，是當地國家執法不利。」
公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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