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Esther Vargas
文 / 管中祥
「花蓮王」傅崐萁為蒐集輿情，由縣府釋出25個「縣政宣導平面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案，希望記者擔任縣長「體制外民間好友」，協助掌握輿情。每個標案從14萬到28萬不等，幾乎由花蓮在地記者得標，事情爆發後，多位記者火速「離職」。
政府利用記者蒐集輿情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威權時期，許多媒體內都設有「新聞黨部」，國民黨黨工進駐媒體，直接了解記者採訪消息，甚至指導、監控媒體運作，防止不利於政府的消息刊登，同時也蒐集民間反對聲音；如果黨工無法進駐，也會在媒體中安排「線人」，定期拜訪，了解「民情」。
現在，黨政軍當然無法直接干預，取得代之的卻是利用合法的「交易」操控媒體，此次花蓮爆發的醜聞，便是依據政府採購法令執行的業務。
事情爆發，輿論譁論，不少批評指責記者遭到收買、違反倫理、出賣靈魂。的確，新聞記者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是對立關係，怎麼可以承接標案，協助蒐集輿情？這樣作不僅有違道德，也再度重挫台灣媒體已經少有的公信力。
地方記者工作生態環境比起台北複雜且艱困，除了較大的城市，許多媒體派駐地方的記者大致只有2到3名，甚至無人駐守，大部分的電視台則是單機作業，採訪、寫稿、攝影、剪輯全都一人包辦。面對幅員廣大的地方新聞，地方記者通常得透過團隊合作才能完成每日龐大的工作量。
最常見的就是，媒體同業分工採訪，同一天若有多起新聞發生，各家媒體便會相互支援，分頭到不同的現場採訪後，再共享資訊或畫面，避免新聞獨漏。另一個需要合作對象則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會體貼地提供包括新聞稿、影音畫面等新聞資訊，甚至「代為採訪」，以滿足記者在工作的需求與焦慮，自然也就與記者建立起良好關係，也傳達了政府的資訊。
類似花蓮縣政府的作法在地方並不罕見，只是較少以記者個人名義承接業務，大部分是一般公司或專業機構先行承攬，再轉包給記者。而地方記者的薪資條件普遍比台北還差，工作量相對較大，如果想以此賺點外快，補貼生活，或者想和政府建立關係，就很容易放棄新聞倫理，與地方政府形成共生關係。
當然，仍有許多地方記者堅守記者本份，監督政府，但這樣記者有時就會遭到各樣的報復與排擠，地方政府自然不會協助採訪工作，甚至會要求記者上司將其調離現職，逼使記者就範。
不過，醜聞發生除了因為記者個人操守、地方記者的處境及其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政府操控媒體及媒體機構上行下效的養成結果。
雖然採購法明定政府不能作置入性行銷，但魔鬼的交易仍然隨處可見。許多媒體紛紛成立整合行銷公司專接企業宣傳及政府標案，以避免道德的指責。政府機關也很清楚那些投標廠商和媒體的關係良好，甚至就是媒體集團投資的公司，這些條件自然就會評選時加分的優勢。
媒體偷天換日取得標案，實際執行的就是旗下的記者，在工作需求及內部壓力下，成了不少記者必要業務，甚至也有媒體要求地方記者除了採訪，還要跟地方政府「拉贊」，慢慢地，承攬政府業務也成了不少記者的日常。
不論是記者或是媒體本身都不該承接政府標案，畢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媒體不但成了政府的附庸，也傷害自己的公信，當媒體不再得到信任，不僅民主遭殃，觀眾也會遠離。只是，爆發這樣的醜聞，並不單是個別記者的問題，政府及媒體老闆是共犯，甚至就是禍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