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特約記者張已亷
高雄市內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工業區，鄰近工廠的社區居民不免有工安意外、毒物洩漏、健康風險等擔憂，社區如何與工業區共存成為當前課題。
為了探究如何做好污染監測、公開相關資訊等環境治理，進而使社區能夠避免處於高風險的處境中，由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議會林于凱議員辦公室，和吳益政議員辦公室在4月19日，於高雄市議會舉辦公聽會，並邀集社區居民、學者和市府相關部會，共同討論期盼能理出具體可行的改善途徑。
此次公聽會分為兩個主題討論：上半場題目為「高雄石化社區治理」，透過學者說明國外其他城市如何治理環境的策略，社區居民分享居住感受和組織行動內容等，藉由在地經驗與他山之石的結合，進一步得出更加適切居民的治理方針。
而下半場主題則為「北高雄空污診斷」，由政府相關局處說明工廠污染排放相關管制手段和監測結果，搭配上半場累積的討論內容，初步研擬出社區、政府、學界三方未來能夠共同感改善環境的具體策略。
北高雄空氣監測報告及後續改善措施
高雄市環保局簡任技正許錦春表示，自2008年到2018年的監測數據顯示，高雄整體空氣品質相關污染物質已有明顯改善，以屬於「三級防制區」的楠梓測站為例，經連續三年的監測，已於去年起優於「二級防制區」。但他也提到，北高雄和全市的PM2.5和臭氧濃度指數相比，仍舊偏高，其中，經局處繪製的PM2.5風玫瑰圖顯示，北高雄污染物主要來源為北方，而產生PM2.5的衍生物質主要來自於氮氧化物、VOCs、光化學產物等等。對此結果，他表示，局處將進行專案性的採樣分析，進一步完整追查衍生物的排放來源，並邀集學者專家進廠針對污染來源進行可行性改善與輔導辦法。
BOX：「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土地用途對於空氣品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狀況劃定直轄市、縣（市）各級防制區並公告之。前項防制區分為下列三級：一、一級防制區：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育）區等依法劃定之區域。二、二級防制區：一級防制區外，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區域。三、三級防制區：一級防制區外，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區域。前項空氣品質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並應至少每四年檢討一次。
另外，針對仁大工業區自2011年進行7年的排放量監測結果顯示，硫氧化物、粒狀物等污染物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而設立於五常里的監測器材「OP-FTIR」長期監測下顯示，2013年超標時數為120小時，到2018年超標時數已降到7.6小時，改善率達到九成以上。
他進一步說明市府提出的空氣污染管制「一籃子」策略，包含七個項目：
（１）興達火力發電廠需於冬季停機減煤。
（２）成立生煤使用控管專門小組，擬定相關管制方案與中央協同努力。
（３）空汙熱區成立跨局處專責小組並相關公開資訊。
（４）限用含硫份小於0.3%燃油，期望於六月達成目標。
（５）針對交通工具的擬定相關改善措施，如公共運具電氣化、汽機車加裝濾煙器、淘汰二行程機車。
（６）目前高雄市境內有四座焚化廠，足以應對全市的垃圾處理，後續將致力於減少燃燒外縣市垃圾。
（７）加強石化產業的製程管制，如要求中鋼設置室內料堆煤炭儲存場、濕式淬火塔改為乾式、延續高屏空污總量管制計畫、加嚴管制台船公司所排放的有機化合物、訂定電力業的管末加嚴標準、實施工廠設備元件排放VOCs標準從2000ppm降到1000ppm。
許錦春補充說明，高雄市內工廠總計有兩百多萬個設備元件，目前市府已制定相關定期稽查優先順序，也依照經費及人力配置做特別稽查、管控和後端輔導改善措施。
針對居民要求大社工業區增派稽查人員、提升相關管制金費、社區參與決策、資訊透明公開的部分，他表示須調整法治層面，也承諾將於後續盤點改善。
對此，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敏玲則認為，增派楠梓加工出口區、人大工業區等地的進駐稽查人員，為市府必須優先執行的工作，倘若地方空污基金不足，應向中央爭取補助以改善地方的居住品質。
「直接跟中央爭取，展現高雄市要治理環境的決心，這就是市長展現魄力的時候。」王敏玲強調，除了設備元件之外，石化業的其他排放源、污染物也需要盤點，並提出相對應的治理機制。再者，市府也必須公開工廠更新後的相關資訊，以利居民隨時掌握自身週遭的環境現狀，與比較其他尚未升級的廠區，兩者間污染的差異。
環保署歷年大社工業區鄰近社區FTIR監測結果
什麼是傅立葉轉換紅外光儀（FTIR）？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博士張寶額解釋，台灣於1994年引進此監測技術，其特性包含，可長期且連續量測、同時監測多種化合物、即時監測污染濃度隨時間變化的趨勢等。
此技術應用於石化工業區，偵測判別污染物是由哪個工廠排出，其排放特性屬於連續逸散、異常洩漏，還是定時性的非連續逸散等。藉由科學方法提出證據，找出工廠產生問題的癥結點，要求廠商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和期程，並於後續進行相關追蹤檢驗工作。
張寶額表示，此監測方法對於環境上的貢獻包含，協助VOCs管制法規修訂、汽油內浮頂槽污染逸散改善、高架管線鏽蝕洩漏改善、廢氣燃燒塔母火燃料來源改善、廢水廠進流調節池加蓋等等。
其中，許多廠商起初很排斥燃燒塔母火燃料來源非乾淨燃料，擔心會對廠區造成危險，但透過團隊的協助及雙方合作之下，新增相關廢氣回收防治設備，轉賣給下游廠商或是回收利用，不只創造額外營收，也同時改善環境，從經濟邏輯導向去思考操作治理策略，「蘿蔔跟棒子同時給工廠，環保不是只有花錢」。
他也補充說明，相關監測方式、數據分析，甚至是污染標準皆是團隊自行擬定，除了敦促廠商提升污染防治設備，也可以進一步修正提升相關管制法規。「民國八十年的時候，同事進場監測做到暈倒，符合標準不代表沒有問題，到現在已經改善很多。」
張寶額也強調，「技術是工具，重要是要有成果且是居民瞭解看得懂的部分」，如異常味道污染源的調查與追蹤，除了陳情地點的量測之外，更需要陳情人員的主觀調查協助，他說，味道特徵是由居民建構而成，魚腥味是什麼化學物？酸酸甜甜的味道是什麼化學物？嗆鼻味是什麼化學物？這些化學物又跟哪些工廠有關係？
他表示，倘若沒有地方居民的參與，協助調查團隊指認方位，純粹透過數據分析無法回應上述問題，且陳情人的主觀調查與協助，也能提升地方居民共同監督的能量，「當地居民熱心積極協助時，大家可以事半功倍快速解決污染問題。」
張寶額最後指出，首先是所有調查技術都是「找問題」的工具，除了冷冰冰的數字，必須要將其轉譯成居民可以了解的內容，清楚說明對社區的哪些層面造成影響，並提出實際的改善措施、具體的更動程度。其次，目前「FTIR」的標準圖譜資料庫有限，部分化合物的偵測極限偏高，如有機硫化物、胺類等，量測技術也無法判別污染源的確切位置，且圖譜判定需要專業訓練人員，技術門檻過高。
再者，針對不同化學污染物質要使用不同的科學監測技術，如「FTIR」就不不適合監測「苯」。因此被動式的監測設備必須針對不同目標，設置不同的監測系統，調整相關擺放位置等，「不要神化各種技術，應該是要把適合的技術對應正確的目標。」
他也進一步表示，台灣政府必須重新檢討相關污染監測預算編列。「後續計畫希望可以從地方居民關心的地方出發啟動，回應公眾關心的問題，關心棘手的問題。」
提升社會整體意識 共同邁向永續未來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長年與大社工業區為鄰，海洋環境工程系教授沈建全表示，「地方健康、經濟、財務都被剝奪了，人民要站出來。一件事情堅持久了，跟你站在一起的人就會愈來愈多。」
他建議，高雄市環保局新訂定的加嚴標準趕緊執行，而廠區「偷排」的狀況也需要市府立即調查並提出具體應對措施。另外，大社居民的住家緊臨工業區，彼此沒有安全的緩衝距離，且廠區內缺乏足夠的空地、各式設備距離也過近，希望相關局處能調查並說明這樣的情況在面對緊急工安事故時，如中國江蘇化學工廠爆炸的情況，會有哪些居民需注意的潛在風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造船及海洋工程系副教授洪文玲則提出兩點建議，首先呼應張寶額提到的監測面向表示，目前政府確實有設置相關監測設備，而當前需要被討論且公開的是政府有什麼樣的監測設備、設置在哪裡、這些儀器做了些什麼，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等問題。
「不是是非題，而是申論題」，洪文玲認為市府必須定期公開相關資訊，並且與居民討論說明數據的意義、儀器的功用等等，而相關案例的研究也必須納入討論，了解他山之石如何成功、台灣又能如何效法，「科學是奠基在讓社區、台灣更好的方向前進」。
其次，他也強調環境教育不只針對有投票權的人，各年齡層的社會群體都需要了解相關知識。「新課綱談學習過程裡，要孩子學習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今天討論的事情是非常在地化的議題，十分適合各個年齡的的孩子學習，家庭、學校都必須進入。」除了孩子，現在的成年人、整體社區、廠場人員等等，也都需要了解當前最先進的設備系統、相關產業的未來發展為何等資訊。
洪文玲進一步呼應Kim Fortun提出的「晚期工業」概念，其中「late」的意涵，他說，這個字詞有老期、老舊、不容易變化的意思，除了技術層次外，傳統邏輯的慣性更需要被挑戰。
「關廠、降編就等於失去工作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未來到底需要些什麼。」洪文玲說明，全世界都在談產業轉型，需要廠商、國家、勞工、社區等群體共同努力。當中，勞工要有更安全的工作環境、社區要爭取更好的生活環境，至於如何從中對科技產生更深刻的了解，並且找尋更美好的社會發展願景，重要的是，社會如何思考又如何提出具體作為。
人民必須團結 轉型才有出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邱花妹表示，長年與石化產業相伴的高雄市，不論是硬體還是軟體，都仍有很大部分停留在老舊的狀態，2014年的氣爆事件後，更顯現出整體市民暴露在一個高風險的環境中。
他認為，改變的其中一條路徑將與產業轉型密切連結，然而目前仍有許多石化業者尚未轉移產業發展重心，未提升相關製程的廠商抱持著「做一天算一天」的保守心態，而正在研擬擴廠的業者雖然引進相對先進的設備，降低單一化學物的排放，但又可能因為產能提升的因素，使得整體排放量也隨之增高，使早已無法荷負的環境更加惡化。
再者，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已有多個國家的工人意識到倘若不重新思考工作權、環境權等面向，勞動者將沒有未來，因而提出「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的概念，要求勞動群體也必須在轉型過程中，廠區內的勞工也必須受到重視並參與其中。
高雄市議員林于凱指出，高雄當前的產業問題即是「民眾有這樣的需求，廠商卻感受不到這些壓力。」他說，小型工廠出現在農地之中，大型工廠緊鄰住宅區旁，居民不滿但廠商無感，且業者在意的面向也與居民不同。
林于凱說明，廠商可能的意見包含：製程成本增加甚至是國土安全問題，當石油焦、天然氣等基礎原料大量依賴國外進口時，萬一海峽兩岸出現問題，重要的戰略物資也必定出現危機，因此他認為：「老百姓的生活重要，廠商也有他們的說法，當民意不夠大到逼迫他們做出改變，這樣的改變就不會發生」。
林于凱認為當前相關環境議題與產業轉型問題，需要有好的中介者，他認為一般市民對於細懸浮微粒（PM2.5）會有一定的認知與感受，可能是受到《穹頂之下》這部紀錄片的影響，但這次會議討論的有機氣體揮發物（VOCs）則對社會大眾相對陌生，不管是產業轉型還是其他的環境議題，仍需要長期的規劃與努力。
但他也指出，投入這些改變並不會使政治人物得到「選票」，因此多數民意代表不願意做無法立竿見影的事情，倘若要達到整體社會轉型的目標，需要讓更多市民理解其重要性，並認為自身必須參與其中，如此才有辦法產生改變。
「除了點出錯誤，還要說出可能的未來」，但他也提到，癥結在於目前多數議題，距離民眾的日常生活及理解範圍太遠，民眾無法理解工程語言，工程師無法轉譯給社會了解，若想要讓整個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比較深入的議題產生出較好的對話方式，將需要中間的溝通橋樑，使艱澀的專有詞彙變得淺顯易動、使民眾與廠商能彼此了解雙方的需求。
林于凱認為，當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共同意識到事情的重要性時，社會才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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