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 / 李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生，現任財經記者）
這標題可能是有點「標題黨」，但其實香港社會運動，最風風火火的是在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那個年代香港面對的不公，可能比大家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我只是一個九十後，對香港的歷史只能從文字或者上一輩的口中所了解。據我說知，「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採取懷柔政策，為市民大興土木，公屋、學校、基本民生措施都是在「六七」之後開始建立，但有一件事情，是建制體系內的抗爭，這件事相信連香港人自己也忘記了。
文憑教師薪酬事件間接捧紅司徒華
司徒華這號人物，相信有了解香港政治的都多多少少有聽過，大家可能只記得當年八九民運時成立支聯會，協助民運人是逃離中國。但有一段歷史是這樣的，1971年港英政府透過一些手段削減教師薪酬，而當時很多教師都是敢怒不敢言，隨後由多間教育團體公同成立「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由時任小學校長司徒華擔任主席。
司徒華帶領一群教師在1972年7月起開始遊行，8月時秘書處與港府談判破裂，1973年2月起召開大會，宣布於4月4日起開始罷課，口號為「為了教育下一代，教師們要以身作則，樹立榜樣，為反對不合理的事情而抗爭」；第二輪訂於4月13日黑色星期五，以「表達極度的憤怒」；第三輪訂於5月4、5日，原因是「這兩天是香港舉行升中考試日期，而第一天是五四運動的54周年紀念。
第一輪罷工引起社會關注，到第二輪罷工之後時，全港有八成學校參與，對港英政府造成巨大壓力，為避免再引起類似「六七」的民怨，同時對學生升中造成困擾，因此港府最後讓步，調整一個適合的教師薪酬。這件事稱為「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也產生了教師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司徒華在這場運動中呼聲最高，也是他透過社會運動迫使政府運動的最佳例子，以至他日後在成立支聯會時候，可以擁有良好的動員能力。這場運動正正反映出，「公務員」在面對社會不公的時候，他們的對政府的威脅性往往比起民間罷工的影響力更大，因為他們是政府其中一顆螺絲，只要他們運作不能，就會像病毒一樣傳播到其他政府部門。
圖中為司徒華；圖片來源/chong head
公務員政治是否中立，這已經是一種道德和哲學迷思
隨著最近本港多個民間和政府公務員響應８月５日的罷工行動，迫使政府撤回條例及政府官員下台，８月２日公務員在遮打花園進行集會，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在台上表示：「（撰寫公務員守則中）政治中立是我寫的，所以你們的集會沒違反政治中立。」這一句獲得大量歡呼聲和掌聲。
「中立」這個詞不論在哲學層面還是政治層面，已經很難定義。假如因為政治「中立」而沒有集會自由，那麼這樣的「中立」其實就是偏向了建制，所以從來
也不可能有絕對的中立，我的見解是，王永平寫這一句是想把政府塑造一個「公平」的形象，但問題是香港政府已經傾斜與內地融洽，那麼「中立」就變成了另外一種「不公義」。
公務員從「僵化」變成了社會運動的一方
曾經聽過這麼一句話：「如果當社會大部分人都選擇加入政府，那麼這社會已經腐敗得很。」這句話不無道理，香港的資本與外國不一樣，英美國家的資本主義是必須與福利主義融洽，這樣才可以平衡社會階層，按《正義論》所說的，就是把社會中最大的資源，放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而香港的資本主義佔了大部分，福利上因為人口太多關係，被嚴重攤薄。以致於市場上的勞工得不到政府的補帖，所以不少大學新鮮人，一畢業就選擇加入政府，因為不論薪水或者福利都比外面好，平均香港政府人員的起薪點大約都在6萬到8萬新台幣起，加上政府甚少裁員，這樣的「鐵飯碗」也引來了很多人競爭。
當政府人員都為了薪水而活，他們為了穩保工作，所以東西都會依照既定程序去做，令政府進入「僵化」、「不懂靈活」情況，這也是多國政府經常面對的問題。所以香港的公務員也能站出來反對政府，對我而言，實在感到意外。這也代表了，民間對於政府怒氣已經傳染到政府的權力內部，廣東話有說「籠裡雞作反」（自己內部的人反對自己），這已經不只是撤回「反送中」那麼簡單了，而是整個結構性的不滿。
警察作為維持治安的最大機器，今日反而成為市民最大的不滿，昨晚（3日）於深夜時分，旺角、黃大仙亦開展大型衝突，或許，警察是唯一的公務員，是站在社會的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