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于萱（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
今（2019）年5月，九五聯盟與台灣勞動者協會（原「台灣工人先鋒協會」）、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勞動視野協會等單位，共同合作舉辦「勞動彈性化下的工人運動：東亞經驗交流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台、港、日、韓的夥伴與學者共聚一堂，分享台港日韓四地的非典型勞動處境。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POSSE跟HOTTO PLUS協會，岩橋誠、今野晴貴、藤田孝典的報告令人驚豔。為了讓日本的朋友了解台灣的青年及移工相關議題，8月上旬，九五聯盟與桃園家庭看護工工會亦受邀至日本東京女性中心，分享在台青年（本籍及外籍）所面對的困境，交流台日青年及移工的近況。
日本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POSSE
POSSE是2006年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主要的業務包括職場問題諮詢、勞動法令教育推廣、政策研究調查等，致力於提高日本年輕人對於職場權益的理解，大約有50名會員，每年接受超過3000件職場問題諮詢。
除了個案服務之外，POSSE的夥伴也透過文字出版，針對社會議題提出見解，每個月出刊的POSSE雜誌即是向社會大眾報告近來的動態以及勞動議題。此外，POSSE也積極出版書籍，指出社會現況、呼籲政府修訂相關政策，例如2012年POSSE理事今野晴貴先生撰寫「黑心企業 將日本蠶食鯨吞的妖怪[1]（ブラック企業 日本を食いつぶす妖怪）」在日本熱賣10萬本，並在隔年（2013）成為日本網路十大流行語之一。同為POSSE理事的藤田孝典先生2015年出版「下流老人」以及2016年的「貧困世代[2]」點出日本社會的勞動及社會福利制度正在崩壞，若再不採取因應措施，未來年輕人將會面對無法負擔的沈重代價。
台日韓青年的共同困境：看不見未來
藤田的兩本針砭社會現況的書，對照著台灣在2011年以林宗弘老師為首，貧困研究室洪敬舒、勞工系李健鴻教授、長期關注照顧議題的王兆慶、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張烽益等人共同撰寫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與幾乎同一時間在韓國開始出現「全拋世代[3]（전포세대）」這樣的名詞，爾後韓國2015年出版了「憤怒韓國（왜 분노해야 하는가）」亦點出韓國青年所面對的困境。似乎台灣、日本、韓國青年所面對的處境極為相似，低薪、高工時、看不見未來，那麼，這些問題解方在哪裡呢？我認為答案就在團結並起身行動。
二人就能組工會 卻沒有滿街都是工會
在日本，只要兩人就可以組成工會。然而，工會成立門檻雖然較低，也已經有相對成熟的大型企業工會或產業工會，卻因為主流工會相對來說並不積極進行談判、協商或罷工，一般人對於工會的印象並不好。再加上傳統日本文化認為，個人行動的原則應以不造成他人麻煩為前提日本社會氛圍也不支持個人參與運動或抗爭，因此日本的工會組織率（17%）雖然較台灣（8%）高一些，推算全日本大約有1000萬人是工會成員，但其中約900萬人是大型企業/集團的企業工會成員。與台灣的狀況有點類似，相較於橫向串連的產業工會，許多日本的企業工會在勞工運動策略上也顯得相對保守、被動。
POSSE從職場權益諮詢到組織工會
為了進一步推動青年勞動者的勞動權益，2014年，POSSE與一群年輕人組成General Support Union，依照區域或功能分成黑心企業支部（各行業涉及欠薪、惡意解雇、勞動條件惡劣等）、勞災支部（職業災害）、私學教員支部（私立學校教職人員）、介護保育支部（照顧及育兒相關）、Este支部（美容美髮美體相關）、仙台支部（仙台地區）、黑心打工支部（兼職工作者）、個別指導塾支部（勞動教育、勞動條件諮詢等）。透過諮詢個案並起身行動的過程當中，協助當事人找到集體的力量。
案例一：自動販賣機背後的血汗勞工
日本是自動販賣機王國，幾乎每一個轉角都有自動販賣機，以飲料為主，也有香煙或其他產品的自動販賣機。據統計，全國的自動販賣機數量高達500萬台。然而，這些佇立在街角、停車場、公園的販賣機雖然便利，但產品總會有賣完的一天，有時也可能會有故障問題必須排除，因此必須要有工人固定負責補貨。
然而，這些與自動販賣機為伍的員工，每日工時高達17小時，上班時間從清晨5點到午夜12點，中間幾乎沒有休息，因為「休息一個小時，就得晚1小時下班」。而公司招募人事廣告上的28萬日圓月薪，早就包含固定加班96小時的11萬5000日圓，即使表訂工時上午7點至下午4點，實際上的工時早就遠遠超過，所謂的內含的加班費也根本不足以相抵實際上的工作狀況，但這些人從未領過所謂的超時加班費。
於是這些在東京的自動販賣機工人決定站出來抗議，罷工、談判，去年，京都的販賣機工人也揭露業界的黑暗故事，甚至發動罷工。透過這些行動，也確實讓消費者發現「咦？自動販賣機的飲料沒了？」，進而意識到，原來方便的生活來自於工人的血汗勞動。
在他們分享的案例中，有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有趣故事。位於東京的正則学園，強制要求教師必須在早上六點半到校，只為了跟學園理事長（校長）打招呼，但是提前上班的部份並未支付加班費。
2019年1月，其中26名年輕老師加入了工會並且進行罷工。經過談判之後，除了獲得應得的加班費及獎金，取消了儀式性的「校長早安」活動，也讓校方同意未來兼任教師能夠轉任為正式教師。
案例三：在日外生淪為免費加班的移工
目前日本國內有超過140萬名的外籍勞動者，其中30萬人是留學生，另外30萬人則是技能實習生。這些青年移工/外籍學生成為日本經濟的一部分，但是卻經常面臨超時工作、薪資未完全給付、惡意解雇、職業災害、超收住宿費用等問題。因此，POSSE在今年四月成立了外國人勞動支援中心（外国人労働サポートセンター），透過電話、email諮詢，並且走上街頭進行倡議宣導。
一位來自菲律賓的留學生，就讀東京市中心的語言學校，並同時在神奈川的養護機構工作，在留學說明的文宣當中，語言學校特別強調「到日本學習語言，又可以工作賺錢、築夢」等，依照法令，外籍學生每週至多只能工作28小時，但實際上學校卻每週強制要求學生以「志工服務」的方式（無償）進行30小時的工作。即使每月能夠賺到8~10萬日圓，但每個月的學費就高達5.5萬日圓，加上日常生活支出，根本不可能存錢。
編按：圖為POSSE之簡介簡報，此為就讀日本「Hotsuma國際（ホツマ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日文學校的菲律賓留學生打工遭剝削的案例。
編按：圖為POSSE的簡介簡報，打工遭剝削的留學生被強制遣返回國之媒體影像。
而留學生若對於這樣的待遇感到不滿，學校就以開除學籍為理由，要強制遣返留學生回到母國，使得仰賴學校安排住宿、甚至可能被扣押護照的學生根本不敢起身反抗。今年6月27日他們決定向語言學校提起訴訟，目前他們正在募集訴訟相關的費用，若你願意跨海支持，歡迎加入群眾募資的行列。
即使順利從語言學校畢業，找到合適的工作繼續留在日本工作，也很容易遇到不合理的工作環境，例如遭到雇主惡意扣留護照、被高額違約金或罰金強迫勞動、超額收取更新工作簽證的費用、苛扣工資等。
為自己發聲的青年組織 團結！抗爭！
仔細看日本POSSE的發展歷程與關注的議題，都與台灣的我們非常相似。
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是2004年底一群來自數所大學的學生社團以及民間團體的成員，開始倡議當時66元的時薪，應依據兩週84小時的工時規定，修正每小時工資為95元。自此開始，九五聯盟持續關注青年打工、教育私有化、工會組織等議題。除了持續監督國內的政府政策及企業遵守勞動相關法令之外，近幾年更延伸到海外打工度假，2016年因為百貨公司的年輕櫃姐決定站出來發聲，我們開始關注百貨公司專櫃人員的勞動問題。這麼多年來的經營，我們也深感青年困境必須由青年自己發聲，希望透過行動，捲動更多青年朋友站出來。
這幾年台灣、日本、韓國不約而同開始討論自己本國內的社會經濟崩壞狀況，像是台灣有「崩世代」，日本有「貧困世代」，韓國則是「地獄朝鮮」，其實都面臨相似的困境。面對盤根錯節的問題，恐怕不是馬上就能立刻改變，但若我們不從現在開始，就永遠都不會有改變的機會。因此，台日韓三地近十年也開始出現各種青年團結組織，這次介紹的POSSE就是這樣的團體，由青年組成，並持續為青年的未來發聲。
[1]後來同一作者（今野晴貴）在2015年出版了續集「ブラック企業2 「虐待型管理」の真相（黑心企業2 「虐待型管理」的真相）」，進一步說明日本企業把勞工視為用過即丟的工具，透過不合理的制度盡情榨取年輕人，並在書的最後幾個章節提出了解方。
[2]原書名為「貧困世代 社会の監獄に閉じ込められた若者たち」台灣譯為「貧困世代：低收入、長工時、無殼蝸牛、無法結婚生子……大人無法理解年輕人的窮忙並非不努力，而是社會制度所逼！」高寶出版社。
[3]全拋世代指的是20-30歲的韓國年輕人，因為已經無法期待未來，已經拋棄人生的一切，不再以戀愛、結婚與生子等追求穩定的人生為目標，從「3拋（拋棄戀愛、結婚、生子）」變成「5拋（拋棄人際關係、買房）」、「7拋（拋棄夢想、希望）」，變成「N拋（或稱全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