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板橋大觀社區雖在8月1日拆除，但自救會近三年累積的抗爭訴訟仍在進行，居民和聲援者共計被告《刑法》妨害公務罪22件、5件傷害和6件毀損罪，另有11次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4次違反《集會遊行法》，其中2017年發生的「林全擋車案」昨（9/17）二審開庭，自救會出面呼籲法庭維持一審「無罪」判決，並批評檢警利用訴訟箝制社會運動。
大觀自救會於2016年底開始上街，隔年4月10日第一波拆除同意戶時，聲援者和警方爆發了首次衝突，接著抗爭強度日漸上升。除了林全擋車案之外，曾遭警方提告或開罰的個案還包含突襲退輔會總部、朝總統府元旦升旗舞台潑漆、2018年大觀迫遷遊行、多次前往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和蘇貞昌造勢現場抗議，以及今年3月6日行政院前推擠、3月11日第二次突襲退輔會等。
自救會成員唐佐欣強調，大觀社區的迫遷爭議源於過去政府漠視「非正規住居」，長期默許弱勢居民租購房屋，決議收回土地後控告居民侵佔，卻未提供適當的安置、補償方案；而在過去三年間，自救會屢次呼籲相關部會介入協調，陳情往往只得到「依法行政」或「會再向上傳達」等消極回應，手段才會越來越激烈，目前則有林全擋車案、造勢晚會案、行政院衝突案三件仍未定讞。
一審因集會自由判決無罪 但監察官堅持上訴
林全擋車案中共有五名聲援者、一位居民被告。前五人鄭仲皓、林晉暘、陳冠博、蘇承志、吳光庭皆被控「妨害前行政院長林全的通行權利」違反《刑法》第304條強制罪。
他們在庭上承認自己是為了向林全陳情，才會阻擋他的座車行駛；一審法官洪英花則基於大觀迫遷案的爭議性，認定自救會成員是進行「政治性意見表達」，其行為屬言論與集會自由，且難以認定「主觀上有妨害他人之故意」而在去年11月8日宣判無罪。
不過事後檢察官決定上訴，唐佐欣對此回應「希望二審法官能秉持其精神，看見抗爭者們採取激烈手段的因素，以及政府對人民居住權的不作為，再次判決無罪。」她批評，雖然大法官釋字第445號、718號皆宣告《集會遊行法》部份條文違憲，各黨也紛紛提出修法，但社會運動者仍面臨其它法律風險。
唐佐欣說明，由於違反集遊法難以被起訴，近年來檢警開始用定義較寬鬆的《社會秩序維護法》或《刑法》妨害公務罪、妨害自由罪、強制罪、毀損罪等法條控告群眾，只要不服從警方驅離，被抬離現場時抵抗，甚至被毆打時自保都有可能犯法。唐佐欣認為，這是政府迴避集遊法，放任警方濫權以限縮社會運動的方式。
「檢警機關浮濫解釋這些法條，被用在抗爭現場打壓抗爭者。」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直言，一審判決是台灣不常見，且值得肯定的案例，正視了示威抗議的背景，並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台權會對檢察官在一審無罪後執意上訴的行為表示抗議。
施逸翔還透露，由於檢警繞過集遊法，靠其他法條箝制示威者的行為越來越常見，台權會近日已趁各機關編寫「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的會議中，要求政府提供集會遊行案件、妨害公務罪控告群眾的數量統計，沒想到司法院、警政署、法務部都無法提出相關資料。
集遊法雖違憲 檢警仍透過刑法訴訟限制示威
而唯一的被告居民黃世進則是在衝突中拉住執法員警黃俊文，遭控《刑法》妨害公務罪，他曾自述「我不是要挑戰公權力，是因為自己的無知，以為警察會攻擊學生，才抱著他的腰。」當天也是他第一次遇到較激烈的抗爭場合。
黃世進因家中經濟不佳選擇認罪，希望從輕量刑，洪英花衡量其犯罪動機、生活狀況後，在10月29日一審判決罰金八千元、緩刑兩年，檢察官也未提起上訴。
黃家人在大觀社區拆除後找到暫居處，昨日是睽違三個月出面。黃世進的妻子林燕玉回憶，當時居民們不清楚安置方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動工，只希望能讓林全知道這件事，然後在街上召開記者會，沒想到警察立刻進行排除，一掙扎就犯法。她感嘆「我們人民沒有說話的權利嗎？我們也會緊張啊。」
「我們為什麼來抗爭？這件事情往往被忽略。」自救會成員鄭宇焱（舊名鄭仲皓）指出，曾有政府官員批評他們抗爭是在消耗社會資源，但行政機關用不必要的層級、法律濫訟，把行使集會遊行權的公民定罪，更讓基層員警和抗爭者成為對立關係，政府不願承擔責任的行為才是浪費。
另一名自救會成員謝毅弘從2014年起參與華隆紡織罷工、私校兼任教師勞動權等議題，他強調「抗爭者的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過從國民黨到民進黨時期，政府對待示威的方式從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開罰，演變成《刑法》訴訟，群眾必須花上更多成本進行法律程序，或在現場遭逮捕後直接移送地檢署，這過程形同事先定罪，檢警已習慣把集會遊行的參與者直接視為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