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隨著反送中運動警民對峙的持續膠著，不少香港人開始漸漸關心起遙遠的西藏或新疆。原因不在於佛教或回教佔總人口數多寡，而是在<基本法>所承諾的「五十年不變」成為夢幻泡影下，香港己衍然進入警察國家實質戒嚴的狀態。未來中國治理下的香港會呈現何種面貌？又可以用何種方式來參與國際社會？
中國四中全會前後，各家獨立網媒紛紛預言，未來香港將或以「新疆模式」或以「西藏模式」來治理。
偷跑五年的「新疆式維穩」
先是在四中全會前，城寨獨立網媒的劉細良率先指出香港將面臨「新疆式維穩」，並揭露早在五年前，戴耀廷提出真普選的訴求後，2014年的雨傘佔中運動時期，特區政府便開始配合中國的反恐政策，定期赴新疆觀摹，甚至接受相關訓練。亞洲第一現代化警隊，墮落成無差別恐攻、刑求醜聞不斷的「死黑警」，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答案是五年！劉所提出的證據，主要是基於香港社會對於瓦缸甫土地開發案的相關討論。缸瓦甫，就係現在傳出性侵酷刑虐待的黑警拘留中心–新屋嶺一帶。
自從「popo在街頭拿真人練靶」成為反對運動者苦中作樂的話題後，香港的民間研究機構「本土研究社」福至心靈地想到，應該來查一下警察都是在哪裡受訓的，從而意外揭發新屋嶺靶場背後的中港秘密反恐計劃。瓦缸甫的開發計劃始於2012年，因為此地己有練靶場，又靠近港深禁區，並且附近有果園和養豬場，當局曾考慮在這裡興建監獄，但遭中方否決。最後，特區政府決定在此地成立一個綜合警訓中心。
提案以警訓中心為名送立法會審查，實際規劃的，卻是如同維園一樣大的巨型反恐基地，「將模擬真實的城市環境，例如香港典型的建築物、外牆和道路綱路，以加強警隊應對各類型行動的能力」。
「施政即在行騙」的林鄭特首，在警黑性侵消息傳出後，在9月26日首次的「社區對話」會，信誓旦旦地對參與街坊說，要停用新屋嶺。社會普遍不解，豈有抗議警暴，就干脆關閉警局的道理？殊不知這無非本是政府繼偷天換日的興建計劃後，另一次施放的煙霧彈。
10月9日「本土研究社」大爆料，戲稱林鄭其實根本志在沛公，要蓋個「新疆嶺」，再把一旁的新屋嶺直接變成新界版「關達那摩」監獄，「到時催淚煙、實彈、水炮車、瑩光粉、音波炮可以同日萬箭齊發，同場加埋城市模型演習爆屋生擒黃之鋒」。
國王的新衣被戳破後，政府發言人直接無賴擺濫，「有關傳聞，全屬失實」，便再不作答。
「昔日西藏 今日香港」
後是四中全會過後，有傳聞說林鄭特首將在明年三月被替換，警隊亦將遭徹底清算。看似令抗爭百日有餘的反對運動精神為之一振的消息，其實根本可能是另一個圈套。中文大學公共政策所的教授黃偉豪警告，這極有可能是「昔日西藏，今日香港」的連環計。
黃表示，「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治理制度，中國第一個施行的地方，其實是西藏。就像香港的<基本法>，1950年，中國「解放」西藏時，曾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其中第3、4條，保障「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並承諾現行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的地位及職權不變。但後來中國卻使出了「張良策」，藉力使力，利用蒙古騎兵大舉掃蕩西藏反抗勢力，造成蒙藏族群間的對立分化，便於其人第三者身分介入，進行高壓集權統治。
以西藏為鑑，香港未來的危機，在他看來，是中央政法委的「一石五鳥」之計。在大量示威者被捕，運動受挫，警隊聲譽及社會信任度降至新低點，警民關係水火不容的情況下，以「善處」的名義接手，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讓接下來的兩鳥順利到手，一方面，「為後林鄭月娥政府爭取民望」，另一方面，順勢「重組警隊」，造成中國公安武警全盤接管的局面。
從「贊米亞」到「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和「芬蘭化」
其實，香港學界「上窮碧落下黃泉」絞盡腦汁，希望可以在一中體制框架下，為香港未來作為某種主權實體仍舊能在國內外維持高度自治，並不是始於今日。從雨傘運動時期，學民思潮喊出「重奪政府」後，鄺健銘在2015年便提出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實現「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的政治想像。贊米亞人(zomia)，或作東南亞高地人，是由不同的族群組成的，聚居在中國和尼泊爾交界的高原地區，版圖橫跨六國疆域，卻出於一種躲避國家壓迫的共同宿命，形成了「命運共同體」。他們出於自由選擇，拒絕成立國家，並且為了免被周遭國家同化，特意推崇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的價值。
在《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中，人類學家James Scott指出，贊米亞人看似原始的生活，游牧、採集、輪耕和分裂的世系（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過去常被視為是野蠻未開化的狀態，其實深具抵抗意義，那是「『次級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的結果」，也就是「各民族為了逃避國家而選擇落腳處、維生方式與社會結構而產生的一種『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
2016年另一位學者沈旭輝更提出「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等概念，企圖借鏡在冷戰時代，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聯合國獨立會員，1929年二戰前，墨索里尼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讓梵蒂岡成為意大利境內的微型主權國家，以及芬蘭抵抗蘇聯兩次入侵後，以保持中立、取締境內反蘇言論，來換取蘇聯不再進逼。
然而，這些模式要搬到香港上演，有個基本的困局，一個註定會發生的悲劇，沈直言，「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二十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欲。」
各種「模式」與「化」背後的「中國因素」
其實，這些學術濃度極高的思想努力，絕大多數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歸根結底，並不是因為選出領袖的問題在九七香歸還中國前沒有解決，而全是敗於台灣學者吳介民所謂的「中國因素」上，「中國政府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對他國或境外地區從事經濟投資、吸納或整合，使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進而方便執行政治目的。」透過提供「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特殊優惠，進而操控香港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乃至政治秩序。不過短短三年，從「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到「新疆模式」與「西藏模式」，顯示香港自治空間日益收窄。一句話，在現實的一中體制下，再好的政治構想，都不得不淪為某種「鴕鳥策略」。
誠如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方志恆說的，在97年英國移交的，不單是一個地區，更是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叫「香港人」(Hong Konger)。無奈的是，近來「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終而導致了這場Be Water反送中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為了顧全一中體制，方稱香港人是「無國家共同體」(a stateless nation)，並把「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指的是「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而後者不過是「按照共同血緣或或價值理念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為了強調香港高度自治的正當性，方視香港作為百多年來的自由港，是既存的「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 autonomy)，分析反送中運動使得香港問題國際化，世界各國作為其金融利益持份者，不得不介入表態。
於是，香港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更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
寄未來期望於「贊米亞」或「無國家共同體」
不同於「贊米亞」的社會想像，方志恆的「無國家共同體」一說是建基在三個確實的要件上的，首先，是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使得其發展出獨特的身分認同，其後，由港府權力下放，建立起各種自治權的制度基礎，最後，這些制度進一步分別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及1990年「基本法」上獲得國際法確認，及中國國內法成文化。
然而，令人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在傳統國家主權理論受到不少挑戰的現今，「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 autonomy)不能算是某種「主權」的擁有者？！為什麼在上述三大基礎上建立的香港國族，只能追求高度自治，不該進一步追求成為至少像「烏克蘭模式」的國家，以避免遭到中國國家主權者的持續霸凌？！最最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先自我設限的「無國家共同體」說法，最後會不會被建制派拿來作為「內部殖民」「貸住先」的籌碼，誤以為可以同中國協商，把外交及內政全放給中國國家主權者去掌管，好交換七折八扣、專顧經濟的社會「自治」？！若果如是，請問沒有外交及內政決策權的香港經濟，跟中國深圳、上海有何不同，會不會沒走多遠，就直接死在半路上？！
相較於方志恆的說法，鄺健銘在後雨傘時代提出要「落區深耕」，實踐香港版「贊米亞」，則有企圖強健公民社會體質，發展本土身份認同政治，以「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之姿與特區政府相抗衡的強烈企圖心。「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人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在鄺看來，香港版「贊米亞」是有助於強化香港「公民抗命」社會的四大特質的。首先，香港作為移民社會，如同東南亞高地住民，用腳投票，實踐了對民主及自由的追求，應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的滲透至日常生活。其次，香港為抗拒國家同化壓力所形成的「命運共同體」，業己發展成非消極的本土意識，應積極擁抱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再者，香港作為「雜種」或「雜糅」，己形成以政治社群會籍為主的社會網絡，應朝向以「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就是台灣所謂的「公民國族主義」)取代「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就是台灣所謂的「種族國族主義」)的本土主義來發展。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鄺主張，「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關鍵，而身分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因此，與國家權力介入的大量內地移民政策相對，香港人採取某種的「排外」與保存「本土」的身份認同與社會組織，是可以獲得道德上證成的。
為了更充實「贊米亞」想像，他進一步以香港人過去如何形成不同的自治組織來照顧社會需要為例，來說明如何可以透過「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的方法來落實「強(公民)社會、弱(特區)政府」另類治理的可能。遠一點的，像是過去的華人現代化醫院「東華三院」的成立，透過技術分享平台，增進技能供需配對的「獻技」(Ugivelgive)，以及用合租的方式，幫助有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的「光屋」計劃，都是「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成功案例。近一些的，則包括了雨傘運動時期，面對香港新聞自由縮緊的處境，藉由透過Fringebacker「群眾集資」平台而成立的，將偵查報導去中心化的獨立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以及讓「高登仔」透過「群眾外包」，由下而上的運動模式，在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如「高登艾美獎2014-2015」。
識者不難發現，這次在反送中運動中最令世界嘖嘖稱奇的「無大台」作法，其實並不是什麼一夕之間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它早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業己現出端倪，更在2015年被鄺健銘理論化，大力鼓吹，進而在這次反送中運動的螞蟻、神獸、裝修、火魔法師身影中，臻於成熟。
結語
在香港政府祭出緊急法，實施禁蒙面、禁網、停開港鐵種種措施，輔以在鏡頭前大量逮捕街頭抗爭的勇武年青人的震懾性作法後，集結示威的群眾的確有見少的趨勢。在美國參議院儘速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可能，日漸緲茫，或許，不乏有人會悲觀地認為，再這麼下去，反送中運動的勢頭，或許真有機會被政府壓下去。接下來的香港，會出現九七之後另一波大規模的流亡潮。勇武年青人街頭的流血犧牲，換來的，是公民抗命運動的再一次反挫。
但這樣的看法其實小覷了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韌性與決心。不論五大訴求最終是否能夠在國際壓力下獲得中國政府的正面回應，這場本世紀最大規模也最持久的公民運動，就改變香港公民社會總體質上，己經可以宣告成功。在催淚煙中，一個全新的香港朝日，正冉冉上升。
作為台灣人的我，不禁為之目眩神迷。台灣人，加油！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