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韓國民主勞總京畿道本部
文/周于萱（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台灣非營利組織產業工會理事長）
本次參加台北市產業總工會舉辦韓國工會參訪活動，獲益良多，更加了解韓國工會及工人運動的現況，並且體認到台灣所面對的勞動問題，其實是工人在面對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下，具有共通性的，期待未來透過國際串連合作，共同守護勞動權益，讓勞動者持續發聲。
本次拜訪韓國民主勞總（전국민주노동조합총연맹，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KCTU），為韓國第二大總工會，在政治光譜上屬於中間偏左的全國性總工會。民主勞總之下共有16個產業別工會及16個地區本部。韓國在前任總統朴槿惠貪腐右傾而遭彈劾下台後，迎來2017年文在寅總統的當選。文在寅總統當選後，包含宣示大幅提高基本工資、減少職災、減少非正規職（非典勞工）等，我們很好奇，工會的評價如何？感謝民主勞總特意安排各議題所屬部長，分別論述。
民主勞總勞安室與韓國職業災害問題
民主勞總在組織編制上設有勞安室，專門研究、倡議及處理職災個案。（這點與台灣各大總工會不同，台灣的職業災害問題主要是民間非營利組織在關注、倡議，例如工傷協會、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等團體）。因此，此次行程拜訪民主勞總，便特別訪問勞安室，以便了解韓國目前所面對的職業安全問題，以及行動倡議方式。
韓國民主勞總勞安室室長崔明善
民主勞總勞安室強調，要特別重視『職災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例如首爾連續發生三起地鐵工人職災死亡案件後，工會與市民團體發起一連串抗議、請願、向行政機關施壓的行動，因為這些死亡的都是外包工人，而外包工人在教育訓練不足、經驗不足、工期壓力等情況下，發生職災的比例就更高。民主勞總的行動最後獲得首爾市政府重視並組成調查委員會，結論也朝向要結構性檢討維修外包問題，減少非正規職勞動者職災。
每年4月是民主勞總的「職災宣導月」，會舉辦活動宣導職災問題。在這個月，所有屬會會員都會戴上徽章，並且在全國各地舉辦活動，提醒大家職業災害的問題。民主勞總每年持續推動，希望創造一個沒有職災、保護勞工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台灣、日本類似，在韓國也有長工時問題，因此民主勞總與屬會也持續倡議，要消除過勞死問題（口號是「過勞OUT」）。而2018年的職災宣導主題是「比起錢，更應該重視人的生命跟健康」。每年的4月28日（國際工傷日）工會成員會聚集在首爾，一起哀悼職災過世的勞工。
除了物理性的職業災害之外，近年來對於精神上的職業災害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服務業職災，服務業除了低薪、高工時之外，也有許多是非典型勞動、不穩定就業。賣場、百貨公司等服務業的勞工，則經常會面對到職場的情緒勞動問題。去年韓國通過一個法案，規範職場情緒勞動問題，適用範圍包含公務員、服務業及金融業勞工。如果顧客有謾罵等不法行為，銀行有責任向警察宣告。公司也有義務要預防員工受到謾罵等行為侵害。因此，現在在韓國的電話客服，在開始提供服務之前，都會先播放錄音，根據職災保險法規定，企業有責任要預防情緒勞動問題，也提醒民眾不要觸法。這個法案也讓客服人員有權力可以掛掉謾罵顧客的電話，讓許多第一線的客服人員有喘息的空間。
韓國的職災問題相當嚴重，平均一年2400人喪命，文在寅總統在參選時曾經公開承諾「不要再有人民因為職業災害而流淚」，但如今他並未實現承諾，仍有許多問題仍待處理。
倡議最低工資提昇 縮短韓國貧富差距
韓國同樣是由政府組成『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定期討論最低工資金額，而民間部分，韓國由30多個工會跟民間團體組成「最低薪資團結聯盟」，每年都會進行社會倡議。並且向委員會施壓，要求提高最低薪資。文在寅上台後首度大幅調升16％，至目前最低工資為8350韓元（約合台幣219元），但是考量韓國物價與薪資水準，仍顯不足。今年（2019）3月，委員會就已經開始討論2020年的最低薪資，並且在今年8月決定將由8350韓元調漲到8590韓元，但相較於工會及勞工團體要求的1萬韓元，仍然相距甚遠。
工會認為，審議委員會裡雖有3名勞方委員、3名資方委員、3名公益委員，但這3名公益委員實際上只是（政府因受到資方施壓而必須妥協）的政府代言人，委員會內部立場失衡，因此勞方委員今年憤而退出委員會。工會持續抗議，要求改革公益委員的推薦方式，現有的3名公益委員，應該再交由民間推薦，讓名單內的委員立場有所平衡。
在韓國2000萬勞工當中，大約400萬人領最低工資，即勞動人口的20%領最低工資。台灣則是大約1000萬勞工中，100萬人領最低工資，若再加上移工（外籍勞工）則台灣大約有兩成勞工都是領最低工資。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國的狀況其實相去不遠。但是韓國平均薪資為月薪340萬韓幣，今年7月的最新統計為平均347萬，中位薪資卻只有大約200萬韓幣，代表韓國非常多低薪工作者。相較之下，2017年台灣的平均薪資是190萬韓元，中位數大約149萬韓元，貧富差距並沒有韓國那麼大。
韓國民主勞總政策局局長禹文淑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特別提到，工會倡議調漲最低工資時，最常遇到的困難就是『多數勞工實領薪資高於最低工資，而對工會行動難有共鳴』，在動員跟行動倡議上相對來說比較不容易說服，因此提問想知道民主勞總如何讓會員工會認同、參與最低工資的倡議。民主勞總非正規職政策局局長金殷起（Kim Eun Ki）則回應，因為民主勞總在2017-2019年之間，急遽增加了20萬名會員，使得民主勞總達到會員人數突破100萬！而這些新增會員，主要都是領最低薪資的外包工作或非典型勞動者。這些加入工會的新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會的政策，工會必須面對會員的聲音；工會也會透過新興通訊軟體，開發新的組織方式，讓勞動者一起討論薪資問題。要能夠對抗目前相對來說傾向資方的薪資委員會，就要告訴會員說，不分非典勞動或一般正職都要團結，特別是目前全韓國有400-500萬人都是領最低薪資，這是全民都要面對的問題。
韓國勞動法修惡 資方大開後門
台灣在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的2017-2018年勞動基準法修惡期間，針對工時有相當大的變革。在韓國，文在寅總統上任之後原本推動縮短工時的勞動政策，但是因為受到財閥極大的壓力及反撲，加上媒體推波助瀾，甚至製造假新聞，使得原訂推動的政策變成髮夾彎，甚至打算修惡工會法跟勞動法。
舉例來說，原本最低薪資的計算，並不包含伙食費或獎金等傳統認為『非工資』的項目，但是從2018年5月27日修法之後，部分給付可被任列為最低工資納入計算，等於最低薪資實質上沒有調漲，甚至還倒退。
文在寅總統上任後也試圖降低工時，因此在2018年2月修法，將單月總工時從68小時下降到52小時，此項政策並非一夕之間全體適用，而是依照企業規模大小逐漸導入。原本民主勞總支持這樣的縮短工時政策，但現在政府卻因為受到財閥的壓力準備開始大開後門。例如：
彈性工時：本來是3個月內彈性工時，未來可能會變成6個月或1年。
裁量勞動時間制：使得工時基本上沒有上限，例如媒體、導演、助導等媒體工作者，未來甚至打算適用業種要擴大到金融業、財務管理人員等。
選擇制工時制：原本是規定1個月的工時上限，未來恐怕會擴大至3個月，沒有規定一天或一週的上限，勞動密度恐怕會變高。
緊急狀況可延長工時：目前是天災後的緊急需求，可以延長工時，但未來恐怕放寬到任何緊急狀況（由資方定義），可以完全不受原有的工時限制。
怎麼辦？組織、行動、發聲
韓國的勞工面對持續改惡的勞動條件，以及越來越多的非典型就業，財閥聯合政府的控制排山倒海而來，個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因此團結是唯一的路。民主勞總自1995年成立以來，透過各個局、部、室專注推動相關議題的立法及修法，也每一年透過活動增強勞工意識，讓受壓迫的勞工團結起來、為了更好的明天而行動、為了自己站出來發聲。
*特別感謝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及芬蘭坦配雷大學博士生詹力穎不吝指教，協助校正本文資訊及編修內文。
【延伸閱讀】
【投稿】團結是唯一出路｜2019年11月韓國工會參訪活動紀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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