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時，台灣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解嚴，但並非擁有的民主權利都隨之而來，直至1991年解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改刑法第一百條，台灣才真正跨過民主自由的界線。
課本上學到關於台灣歷史事件：美麗島事件、民進黨組黨、解嚴等，這些皆是多半站在知識分子或掌權者角度去撰寫的。當時街上抗爭的除了學生和民進黨領導者之外，還有許多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市井百姓，他們往往較容易被忽略，在回顧當時一張張老舊相片時，我們也許不知道這些站在候選人身後的是誰、拿著麥克風慷慨激昂演講的人又是誰，事實上這些基層的社會運動者在當時出了很大的力。
康惟壤與曾心儀，兩個現在世代聽來也許陌生的名字，他們在當時投入了反對政府運動，犧牲工作、家庭和生活，為了理想而站上街頭。只是，步入中老年階段後，這些基層運動者的生活光景又是如何？在當初毅然決然為了夢想而狂飆，是否也在其生命中留下困惑？導演廖建華又為何以兩人為題材？他想讓觀眾回到那個政治碰撞與經濟快速起飛的年代，看見怎樣的小人物風景？
《狂飆⼀夢》記錄台灣民主化運動中的「小人物」
當初拍此片的契機為何？又為何將焦點放在這些社運中的小人物身上？
導演廖建華表示，當年三一八學運時開始關注社會議題，雖然沒有涉入很深，自己身邊卻有許多朋友深度參與社會運動後，在心中留下了「運動傷害」或是困惑：從學生時期的理想化，到出社會後認清現實並非如想像中容易。這也讓他開始好奇，在一場場抗爭後，大眾記得的也許是領導人的名字、英雄式的犧牲、為了國家的大愛，但像其他平凡的社運參與者，要如何在事件過後能持續保持對議題的關注？又可能在生活上面臨哪些的問題？
也因此，在拍攝上一部紀錄片《末代叛亂犯》後，廖建華認識了一些二、三十年前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長輩，他們已走入人生的下半場，在這之間，他們曾面臨什麼樣的選擇與壓力，是廖建華渴望知道的，也希望這部片能與平輩世代展開對話。
早期民主化運動組成多元 後續境遇大不同
在當時，參與社運不僅限於知識分子，有油漆工、水電工、中產階級、自己開業的小老闆，大家來自市井街頭，廖建華將這形容為「一個來來去去的江湖」。
他們最先懷抱的，不一定是對國民黨的怨恨或對台獨的嚮往，可能只是騎車經過，被某場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演講吸引，進而了解理念、投身運動，並非是民進黨或黨外運動的追隨者。
這些基層社運參與者中，有些人能將家庭與社運兼顧，子女也支持其投入，能安享人生的下半輩子；也有些人因為在當時覺得參與社運較有成就感，全心全意奉獻街頭，晚年得擔心房租付不出來；也有人因為過度涉入，子女、父母皆不諒解，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彼此的境遇大不相同。
後來，廖建華挑選了一男一女作為本片主角：康惟壤是本土男性，講著很溜的台語，個性海派；曾心儀是外省女作家，擁有浪漫而理想化的個性，常追尋到不了的烏托邦，兩人都很有魅力。「兩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基層黨工的生活，他們的家庭、子女，他們對於投入運動裡面的選擇有著共同的議題，但常常也會做不同的選擇。」廖建華說。
個性鮮明、十分有批判力道的曾心儀，在對抗國民黨政府時是戰士，但對於同伴之間，決絕的個性有時也是硬傷，認為不對的事情就該抗議，像有時政治的運作並非如此絕對，這也是為何後來曾心儀選擇離開民進黨，她認為有權力就勢必得妥協，而她只想與弱勢者為伍，在影片中也能見到，與子女自小被迫分離的曾心儀，在母親死後孤身一人生活。
對比曾心儀的孤單，出身百貨業務的康惟壤能言善道，從前多在社運場合擔任麥克風手，交際寬廣，也不會對於不同的意見直觀批評。康惟壤現與一群中年男性合租房子，相比之下生活熱鬧不少、有些紛亂，時常為了錢而奔波，卻仍不吝於對朋友伸出援手。
曾心儀的高度自律與康惟壤的大喇喇，是對理想世界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選擇，有各自的浪漫。廖建華從曾心儀、康惟壤個人開始，拍攝至其朋友圈，就是想讓觀眾看見當年社會運動者的生命輪廓。
參與偏左獨組織 康惟壤的覺醒與參選
曾參與群眾雜誌的康惟壤是如何踏上偏向「左獨」的這條政治路？
廖建華指出，當年許多黨工是在謝長廷與洪奇昌的服務處工作，從新潮流開始入門，許多社會手段皆是為了社會運動。「莫讓黨工成為民主運動的祭品」、關懷弱勢的概念是這群人開始接觸社會運動的初衷。康惟壤在加入群眾運動之前，也受此觀念影響而有基本意識，而後被群眾雜誌邀請參加，發展從市井小民為主的左派路線，康惟壤也更關注階級的分配正義。
群眾雜誌解散後，康惟壤也試圖投身選舉，創建自己的組織，在三重、蘆洲一帶請大學生教導社區小朋友課業，或是替人申訴，試圖走出自己的政治路。廖建華也表示，現今台灣社會似乎很少看到這樣的人覺醒的過程：從非知識份子的市井素人出身，到參與政治過程中擁有自己堅定的信念，並在無大黨資源下將理念付諸行動、投身選舉，雖然最後失敗了，不過有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台灣並沒有給這樣的人太多機會。
詹益樺自焚難釋懷 曾心儀對生命與革命的困惑
而另位主角曾心儀身上有著不一樣的故事。1989年鄭南榕出殯時，同伴詹益樺在現場自焚的舉動使曾心儀久久不能釋懷，也因此對「生命」與「革命」之間的衝突感與荒謬感到困惑。
廖建華也說，在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我們有時必須犧牲某部分的個人，來成就所謂的國家大業，這樣的情緒要如何達到平衡？是他覺得好奇、渴望從曾心儀身上理解的。
拍片目的並非要創造「平凡英雄」 只望主角故事成借鏡
「拍這部片很大的出發點，不是要把這些被遺忘的人變成英雄。」廖建華說，他只是想探討平凡人如我們，在投身政治或社運的過程中，有可能會面臨何種問題、處境、精神狀態？同時，他也覺得若是1980、1990的社會能更寬容的接納擁有不同特質和想法的人，這些基層運動者的生活也許能更好，這樣的「包容」，時至今日仍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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