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到香港的無盡苦路——基督徒難民夫婦S和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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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羈留所後，兩人還馬上品嚐到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滋味：在這個城市裡，所有生活所需都要以金錢作為中介，而因難民身份被僱主排拒的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利都被剝奪，只靠政府1500多元的補助勉強存活。為了省錢，兩人瑟縮在百多尺的小室，或只能在港島市區散心，連電車錢也要省下。這篇報道刊出之時，兩人已經獲得加拿大的庇護，可以離開香港這個煉獄了。然而，跟他們相同處境的人又能否如此幸運呢？

S與H是一對難民夫婦，由2016年起從埃及輾轉逃難到香港。今年一月，我在甘浩望神父主持的街頭黃傘基督徒彌撒遇上二人，因為幫他們翻譯而成為朋友，數次獲邀到他們家享用埃及晚餐。二人熱情滿滿，大方分享逃離宗教迫害之路，我漸漸從一次又一次的對話中，拼湊出他們的未完難民苦路。

埃及：因基督徒身份受迫害

身處相對世俗化的香港，我們大概難以明白宗教對中東人的重要性。按2015年美國中情局數據，埃及的遜尼派穆斯林(Sunni Muslims) 佔人口90%，少數派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只佔人口約10%[1] 。每人一出生，身份證就必須刻上宗教，不同教派通婚被視作違悖倫理，由此形成一代代流傳下去的宗教區隔。科普特基督徒群體雖然得到主流容忍，但沒有代表能擠身政界；一旦他們有大型示威，軍方更會毫不手軟鎮壓。2011年發生推翻穆巴拉克(Mubarak)強人政權的「阿拉伯之春」後，有份要求平權的埃及基督徒便被打成代罪羔羊，來自民間與政府的打擊大增[2]。

名義上，所有人都有轉教自由；但事實上，由基督教皈順為穆斯林易被主流接納，但由穆斯林皈順基督的「異教徒」(apostate) 則犯了不可赦免的叛教大罪。如他們的身份曝光，除了干犯「褻潰罪」可入獄外，受人成羣威嚇或殺害示眾、家人感到奇恥大辱將之光榮殺害也絕不鮮見。

H一出世就是當地少數的基督教徒，大學畢業後成為記者，是科普特教會的年輕教牧，敢於批評教會高層的腐敗行徑。他於2002年在沙地阿拉伯工作期間，經相處下使當地一位公主轉信基督教。事情曝光後，公主被親弟「光榮殺死」，H則被當地政府判處死刑。當時美國政府介入，他被遣返埃及。H印象深刻的是，警方從他母親手上捉拿他時，竟一臉不經意地說：「你仲有第二個仔吖！」他被囚禁兩年期間身受酷刑，甚至完全失去左眼視力。

他出獄後投入產品營銷的工作。直至2011年，他參與了反對政府拆毀當地教堂的「馬伯樂示威」(Maspero Demonstrations) [3]，事件中軍方開槍鎮壓，死傷過百，H左腳中彈受重傷，政府同時封殺他的業務。到了2014年，H外出購物時發現數人企圖持槍暗殺他，於是他不顧一切逃走到杜拜，再輾轉到達南韓蔚山(Ulsan)，在當地教會照顧下逗留了兩年，直至遇上S。

七年前，S還是一個普通穆斯林家庭的主婦，與當時的丈夫育有三名女兒，習慣披頭巾示人。她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法文教學中心教書，同時是一個作家及地下女權主義者。她說，女兒的同學都很羨慕她們，有這樣既溫柔又開明的母親。在久經反思下，她在2012年轉成為無信仰者，再於2014年轉信基督教。當時她沒有受洗，以免家人發現，在2017年才正式受洗。

轉教一事在2015年初被家人發現後，她被送到精神病院及在家軟禁兩年，又被丈夫藉離婚威脅返教，直到女兒私下通告家人企圖殺人滅口，S才在她們協助下逃離埃及。

她於網上結識了H，二人積極參與阿拉伯穆斯林與異教徒間的論戰。2017年來到南韓時，二人墜入愛河，成功在當地教會註冊結婚。在南韓教會幫助下，他們一直等待移居加國，詎料有人把他們的地址流出，引來追殺他們的穆斯林，二人只好於2018年2月初走避多國，歷經各地不人道與腐敗的入境政策。

他們先是走到印度洋小島塞舌爾島（Seychelles Island），28日後就被驅逐；歷經肯尼亞和多個城市後，原本想轉機到歐洲，但二人指穆斯林入境處人員已買通所有關口，不容二人出境，他們只好由陸路坐車到坦桑尼亞。及後，他們到日本機場尋求庇護，誰知當地入境處職員竟想遞解他們回埃及，當時已說明自己有子宮外孕情況的S更被職員推撞昏倒，傷及早年出血舊患，需進行流產，至今婦科問題不斷。

他們威脅將事情告知美國的聯合國職員朋友後，日本才讓二人尋找第三國庇護。而那個地方，就是香港。

抵港：坐等半天，突遇暴力遣返

香港並不為難民提供庇護，只確保申請人在等待審核期間，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及經審核後，合符資格人士能「免受遣返」。就法律程序而言，酷刑聲請申請人（torture claimant）需先以書面聲請，聲稱在國家遭受政治迫害或酷刑，故來港尋求政治庇護。若經入境處審核後符合資格，申請人就不會被遣返回國，個案將被轉介至聯合國難民署，由該署確認難民身份及安排移居至第三國[4]。

可是，由2009年底至2019年3月，入境處完成審核的21,285宗聲請中，獲確立的聲請個案只有160宗，成功率只有0.75%[5]，遠低於一般發達國家（如加拿大的40%）[6]。在S與H的經歷中，二人抵港後，即提出庇護申請。然而等待半天後，一個高層職員卻粗暴地知會他們即將被遣返出境。

S聞言感到受騙，走向入境處辦公室欲靜坐抗議。誰知一行近廿人的職員即時將二人按在地上，H更被人用腳踩後頸，緊按地上，呼救無果直至失去意識。入境處回應另一難民的類似指控時指，只有在當事人原本同意被遣返、後來被帶至閘口登機時反抗，職員才會用最低武力將之制伏[7]。可是，S二人根本連要走也不知道。

羈留︰被誤導簽紙，夫婦分離近半年

後來，二人被帶回辦公室，換了一批人改用懷柔政策安撫他們，又命令H買一張SIM卡，接聽一個不知名「代表律師」的電話。S表示：「在我們最絕望的時候，他們遞了一份文件著我們簽署。H很快簽了，我因為不知道文件寫的是甚麼，有點懷疑，H叫我簽，我看到旁邊有人打眼色叫我不要簽，但還是傻乎乎簽了。」

其實這份文件的內容是表示自己同意被羈留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astle Peak Bay Immigration Center, CIC) 。按2008年立法會文件，入境處一般只有在合理懷疑該等人屬非法逗留，正在審核其居留資格、考慮或有待執行遣送或遞解離境令期間，該等人才會被羈留[8]。H引述第115章《入境條例》第37ZK條，列出了五大問題，包括1）他們當時剛剛到港，沒有任何犯事，2）其左眼全盲，應接受治療，3）其妻子S有腰傷，4）自己需要照顧妻子，5）S要照應她的女兒；這五項符合文件上寫的「不予羈留因素」。然而，正因為他們在被蒙騙的過程簽署了文件，翌日便被送往羈留所，按性別被分別羈留。

為了離開香港，H每日堅持寫投訴信，更無所不用其極地用頭撞鐵欄，甚至四度水也不喝地絕食抗議。職員們都怕了他，容許二人隔著破璃一周見一至兩次。有一次，H聽見S傳來求救聲，猛力用頭撞欄至頭破血流，職員趕至，才及時制止幾名女囚友向S性侵犯的企圖。日子一天天過去，每周前來的代表律師，被問及何時會獲釋時，總是啞口無言。

2018年10月18日，他們突然被告知「可以走了」。興奮都來不及下，他們被送上的士，就此結束五個月的羈留生涯。二人的難民身份證據確鑿（尤其曾受美國政府關注的H），官方審核一完，連律師都沒有通知一聲，就決定靜靜放人。H其後聯絡律師，希望取回部分文件，但只能接見其他職員，本來接頭的律師音訊全無。

S在CIC獄中的畫作。她用食物向倉員換木顏色筆，這些畫被用作說明她在囚中期間患上了創傷後遺症，至今未癒。

滯港：甚麼東西都要錢，消磨意志地待業

離開羈留所當日，政府向二人發放俗稱「行街紙」的入境處擔保書，持有行街紙人士不得在港工作，因此政府依靠國際社會服務社香港分部（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ISS) Hong Kong Branch）向他們援助，當中包括每月固定的公用設施津貼、交通費津貼、百佳食物卡及住宿津貼。看似完足的福利，事實上只以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為準：一人每月住宿費只有1,500元，在香港能住什麼呢？

S與H現時住在約150尺的劏房，每月單位租金需港幣8500元，經濟壓力巨大。不過，二人開銷最大的來源卻是各種移民外地的申請支出，包括翻譯、影印、列印、郵寄、照相、蓋印等。「在香港，所有東西都有價錢，都要錢！沒有東西是免費的。」H不滿。確實，當人陷入貧窮，才能深刻感受到現實社會中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以金錢中介。二人驚訝香港物價之高。H說︰「在埃及，花埃及幣2元（約1元港幣） 已可飽吃一頓。每月200美元（約1600元港幣）收入勉強可生存。我的家人理解不了他們每月給我的100美元，為何甚麼都做不了。」

幸運的是，由於受迫害的證據充足，S與H得到免遣返確認。放眼全港逾99%得不到確認的申請者，他們因欠缺入境處眼中的「佐證」（入境處從未有透明的審批標準 [9]），多次申請都被拒絕。他們來自南亞、中東與非洲，各地政教分歧同樣造成嚴重的武裝衝突：有尋求庇護者聲稱，因改信宗教而被家人恐嚇殺害、或全家族因教派之別被追殺 [10]。廿名滯港逾十年者，眼見在港所生子女快將成人，因無國藉之故，連工作權也沒有，遂於去年六月聯署去信特首，爭取人道居港權 [11]。

S同H也在今年一月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身份證明。此證全球通行，容許二人在避難地工作之餘，也保障二人得到免費公共醫療服務。身體不佳的S，就曾數次因為創傷後遺壓力在街上昏倒，入院後被診斷有適應障礙症。雖然排急症還是要排很久，但起碼不用繳付非香港市民（即一般拎「行街紙」者）要付的、等於叫窮人自生自滅的1,230元診費。不過，公院還是沒有為他們提供專科服務，S的子宮與膀胱問題一路未能照超聲波解決。

然而，即使有證件容許工作，二人在港找尋工作毫不順利。一般機構沒有為聘請難民申請批准的經驗（畢竟十年來只有160位！），而二人因宗教迫害原因，又不能完全融入以穆斯林為主的工作群體。兩夫婦在本地天主教堂聽英文彌撒的時候，身邊人盡是菲律賓移民家務工。「她們見我著得光鮮，尤其是戴一條早幾日在街邊買的金色十字架鏈時，就前來問我們請不請工人了。我跟她說，有份家務工倒不如給我去做！」

H 曾經到區內16家餐廳面試，全部無功而回。這16家餐廳全都聘請英語為主要語言的人士，但都因H的難民身份卻步。H認為入境處提供一紙證明，並沒有解決僱主的疑慮，對難民就業基本上全無幫助。他認為入境處應提供具體就業援助。

H和S簡單的一餐，右上是菜肉蛋餅Shakshuka。

再移民︰不想在香港失落無援

在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二人終於能一解在囚飲食單調乏味之苦。「如果你界我手臂一下，流出嚟嘅會係奶茶，唔係血！」H笑道，出CIC之後以後都不想喝奶茶了。S煮得一手拿手好菜，在百多呎的空間裡，在兩三個小時內就變出一桌炸魚、香草牛肉烤餅、海鮮湯等傳統中東及地中海菜，甚至用午餐肉入饌，煮成美味的菜肉蛋餅Shakshuka（希伯來文意為「混合」）。

可是，重獲自由的快樂，很快被現實的折磨打斷。一眾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因語言不通，一向極度依賴少數的難民支援機構，以跟官僚法律體系打交道。S和H找機構求助時，S曾被職員指自己看上去膚色「太白」，不像一個難民，說他們不是一分子。事件令二人感到受針對，日後與其他機構的接觸也有不少壓力與不快，加上不想遇上其他穆斯林難民的個人安全理由，令他們對於向機構求助生疑竇：「我們感到被傷害，我不會扮慘，我們也不相信這一伙的機構。」二人最後選擇只靠自己跟進移居及求職事宜，因前路茫茫，漸漸變得終日心緒不寧，陷入幽谷。

筆者幫助他們檢查要交給加國移民局的補充文件時，真的大吃一驚：交件期限尚有一星期，可是信件內容甚長，他們連移民局電郵附上的申請表連結，都不知道要打開；當然，他們連Abode PDF Reader都沒有下載，所以就算開到，也看不到。S英語能力再好，都只能寫出行文迂迴雜亂的陳情書，列舉所有記載他們事跡的網上報道，再用電郵寄給不同的機構與律師。而H更加只能每天背著一大袋文件、機票等證據，四出奔走，重覆影印、掃描檔案。面對官僚體系，二人根本無力理解，遑論與之溝通。如果沒有人幫忙整理，可能他們要繼續一次又一次錯過電郵、一周又一周等待官僚回覆中，輾轉難眠。

幸好，二人得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面試通知，數月後就能知道移居申請是否成功。興奮之餘，這是他們生活中唯一可盼望的事情了：S沒有想要什麼，她只想盡快離開令人失望無援的香港，與H安定下來後，就想辦法接埃及的家人前來團聚，過上新生活。

當他們感謝我幫忙時，我總是回答：你們是傳奇，故事夠寫一部史詩式電影了，這一切，都是你們應得的。筆者衷心希望二人的移民申請成功，早日重拾支撐他們穿越重圍的尊嚴。眼見本地網民留言總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對難民涼薄地未審先判，視我們的安穩為理所當然 — 與其站在當權者的一方，何不看清官僚式偏見與折磨，聆聽他人的經歷，讓受迫害者獲得應有的尊重？

S在CIC獄中的畫作，顯示兩隻野馬離開監倉。即使羈留所的處境多艱苦，她的心依然抱著掙脫枷鎖的意志。

後記

這篇文章寫在數月之前。經過重重波折後，S和H終於成功移居加拿大，成為當地的永久居民，也有了適宜的居所。H希望重拾以往在埃及的記者工作，S則在靜養，慢慢回到更健康的精神狀態。S和H的幸運實令人安慰，其他尚在香港掙扎求存的難民，則仍令人憂心忡忡。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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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