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截自三立新聞網
文 / 管中祥
去年12月，三立新聞網記者撰寫「台北市現任議員羅智強2006年曾邀『卡神』楊蕙如加入藍營青年軍」一文，被警方認為涉嫌散布謠言使聽聞者畏懼，將其移送。不過，士林地院日前審結，認為報導內容雖會讓社會大眾認為「台北市現任議員羅智強與楊蕙如有關聯感」，但不論訊息真偽，民眾很難因為這則報導內容而產生「畏懼或恐慌」、影響公共安寧，法院表示並不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裁定不罰。
不只如此，台大教授蘇宏達曾於2018年在臉書批評政府故宮政策，同樣被警方以《社維法》為由移送，但士林地方法院也認為，政府政策屬於可受公評之事，蘇教授為合理評論，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難以認定影響公共安寧，因此裁定不罰。
假消息泛濫，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多起案件，希望扼止謠言，不過即使近年來警方移送的案件多半被法院裁定不罰，但警察卻依然故我，引發限制言論自由的爭議。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前身是《違警罰法》，目的之一便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名擴大警察權力，民國32年通過的《違警罰法》第54條第1款載明，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七日以下拘留或五十圓以下罰鍰。對照跟現行的《社會秩序維護法》63條第5款，除了罰則不同，構成要件完全一模一樣。
然而，《社維法》第63條卻是定義十分模糊的條文，不但會造成警察濫權，在認定上更是困難。
首先，什麼是謠言？在法規中並沒有明確界定，從現實來看，依警方目前的訓練與勞動條件，真有專業能力或充分時間，判別各式各樣的言論是否為真？是否造假？是否為合理評論？如果沒有，警察任意移送，難道不會讓人心生恐懼、社會混亂，增加警察的工作負擔？再者，影響公共安寧也是極為抽象的概念，到底誰受了影響？影響範圍有多大？該由誰來判斷？此外，《社維法》不僅對謠言的界定模糊，也沒有區分傳播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是原生內容還是轉發訊息？無差別的打擊範圍不但會濫殺無辜，也會讓人心生擔心恐慌。
進一步來看，如果某個部會認為某則訊息對其不利，要求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此時，警察可以拒絕嗎？如果是警政署的上級單位內政部作出類似的要求，警察到底該不該辦？即使最後法院認定不罰，難道不會降低警察及政府的公信力？不會引發民眾心生恐懼，造成寒蟬效應？
2013年，民進黨立委劉建國曾提案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中的「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從裁罰對象中刪除，這項提案共有十六位民進黨立委參與連署。當時，劉建國就指出，大多數事件難以求證，難以判定是否為謠言還是真實的傳言，他同時也認為，即使是謠言亦應受到言論自由之保護。
民主社會對「謠言」有多大的容許範圍是值得討論的議題，而政府也有必要澄清事實，限制「謠言」的擴散。然而，我們得謹記，言論自由得來不易，台灣的民主是先人用血淚、用生命打破威權體制，好不容易爭取而來的成果。雖然社群媒體助長了謠言的擴散、「中國因素」讓不少人恐懼與擔心，但，千萬不能以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為名隨意濫訴，讓警察成了寒蟬效應的製造者，或是，以「打假新聞」為名限縮言論自由，若是如此，台灣的民主只會越來越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