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北律師公會
今年4月30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對於鄭再由刺死鐵路警察李承翰之殺人刑事案件，以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鄭再由無罪，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伍年。扣案之紅柄嫁接刀壹支沒收之。」，引爆社會大眾與媒體對於此一司法個案判決及精神醫學鑑定的撻伐，網路上不乏以人身攻擊、詛咒的方式批評承審法官與精神鑑定醫師，甚至繪聲繪影地獵巫、誣蔑精障者。
蔡英文總統於5月1日透過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向媒體表示：「支持檢方依法上訴之決定」。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於5月2日向媒體表示「失望、錯愕」、「是不是一位醫師的鑑定就能決定？」、「若犯罪者是因故意或過失沒有治療，是否也有責任，應該要在判決上思考量刑」、「支持上訴」等語。
本會基於在野法曹對於司法審判獨立的理解與確信，對上述總統與行政院長的公開發言及部分媒體的偏激評論，表達強烈的遺憾。本會認為，對於司法個案裁判的當否、個案調查證據是否適當或完足、罪刑之衡量是否相當，總統或行政院院長都不應透過媒體表達明示或暗示的意見，干涉審判獨立。
因為審判獨立，是我國人民長達數十年奮鬥，好不容易得來的制度成就。
民國36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公布。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揭示審判獨立不受干涉的制度。但因國民黨訓政時期黨化司法的延續，我國司法權並非行憲後即獨立行使不受干涉。
依據學者劉恆妏的研究[1]，二次大戰前，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於訓政時期推行「黨化司法」政策，反對司法獨立。即便民國36年行憲後，憲法明文審判獨立，但黨化司法的相關措施仍然持續運行。臺灣各級法院也承續了戰前中國的黨治遺緒，黨化司法繼續制度性的運作，例如司法官入黨、裁判送閱制度等。
直到民國79年臺灣民主化之後，在制度上才逐步有根本性的改變。82年12月，人民團體法第50條之1規定「政黨不得在法院設置黨團組織」，讓政黨組織退出司法部門；84年，司法院訂頒法官守則第5條「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任何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的活動」；100年7月6日的法官法第15條「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才劃清了法官與政黨之間的界線。
伴隨著制度的變革，政治人物或憲法機關對於審判獨立的評論，也已無法被人民所接受。
84年7月13日國民黨面對地方黨代表不滿中央查辦賄選行動，祕書長許水德信口一句「法院也是執政黨的」，遭到民間強力砲轟。
99年11月6日，前總統陳水扁二次金改案一審判無罪，馬英九總統表示：這是審判中的司法個案，他身為總統不便加以評論，司法當然應該要獨立，但不能孤立於社會，更不能背離人民對司法合理的期待。發言雖是迂迴，仍然引來總統干涉審判獨立的批判。
108年12月，監察委員陳師孟擬約談判馬英九所涉洩密案無罪的法官，引發司法院、法官協會接連聲明此舉侵犯司法獨立審判。凡此種種，吾人均應記取教訓。
憲法第80條已揭示審判獨立為司法權最基本的核心，法官審理案件所為的事實認定、調查證據方法及取捨證據的心證形成、對個案適用法律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均屬審判獨立的最核心領域，我國憲法對各憲法機關及權限之規定，乃基於權力分立制衡原則而制定，職掌憲法機關的總統、行政院長，應力求避免不當干涉司法權核心之行使。
因此，個案判決是否上訴、證據調查是否妥適、定罪量刑是否正確，均應由檢方依據法院判決內容判斷，任由司法獨立運作。
蔡英文總統與蘇貞昌院長的上述「支持」檢方上訴等發言，已暗示嘉義殺警案的事實認定、證據調查、定罪量刑均有不妥，這種發言來自於國家權力中樞，將導致個案承審法官的心理壓力，極為不當。本會特經理監事會決議聲明表達強烈遺憾，並做出下列兩點呼籲：
一、呼籲蔡英文總統與蘇貞昌院長，嘉義殺警案所顯示的社會安全網制度性缺失，方為行政機關應關注的重點。至於司法個案，應由法院獨立審判。
二、呼籲社會大眾與媒體，對於個案判決的評論，均應符合或盡量貼近事實的細節，並圍繞個案進行討論。至於法官、律師、醫師、鑑定人等專業人士，均是站在執行職務的立場，社會大眾與媒體應予基本尊重，實在不應以不符事實的謾罵甚至詛咒的方式，對承審法官、精障者、精神鑑定醫師進行人身攻擊，以尊重專業，避免歧視，並維護獨立的司法審判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