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日前中國媒體朋友拜會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庫及台灣相關公民媒體，其中宋志標先生寫了一篇參訪後記和朋友們分享。
台灣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老師說，他不想讓他的學生在學校接受新聞理想的教育後，又要在工作後去適應另一套工作規則，後者很現實，很糟糕。他也有一個台灣夢，那就是希望辦一個真正的媒體，使得學生畢業後就能進去。這樣的話，老師和學生都不必分裂。
管老師部分地實現了他的設想。他藉著執行“數字典藏公民行動影音記錄數據庫”的機會，報導了成百上千次社運事件，成為名符其實的記錄者。這個記錄活動的成果相當可觀，進行了數年之久，有兩名支薪的執行員，另外也凝聚了許多外圍力量。
“數字典藏公民行動影音記錄數據庫”是政府贊助的項目，但不干預執行過程。因為這一讚助已經結束，要想維持這一媒體行動不枯竭，必須要解決募款問題。相應地，管中祥、羅世宏等老師商議成立基金會，同時用眾籌的模式解決永續的資源問題。
這就是優質新聞發展協會創辦的“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制平台”，其眾籌模式很像大陸個別媒體人在謹慎嘗試的辦法。在大陸所謂自媒體上，怎麼解決財質問題始終是個危險的誘惑，令人心有不甘又畏首畏尾。但在台灣，不存在管制的因素，模式應該更有生命力。
目前，這一公眾委制平台運作尚好。關鍵在於，平台的匯流將媒體運動的上下游連結起來，人財物等資源協調用力，不致於是割裂的孤島。在這其中，要提到先驅新媒體：新頭殻NEWTALK。其主持者都是報人出身，看見趨勢，跳轉出來，進行媒體與行動的轉型。
新頭殻最感興趣的不是政治花邊或娛樂八卦，而是被傳統媒體忽視的公共議題。執行長蘇正平與總製作莊豐嘉不斷重申議程設置的重要，絶非炫耀，而是理解了台灣媒體的匱乏之處，要做媒體的療救。而這一恢復媒體公共性的努力，契合了上述所有方面。
台灣在解嚴之後，政黨輪替完成了民主轉型最關鍵的部分，而新聞自由帶來的一個後果卻是媒體娛樂至死的極端。社運人士大量抱怨他們的活動不被報導，因為社運與社會的密不可分，也導致社會的能見度很低。台灣新一輪媒體運動，大致就是為這一積弊而來。
好就好在，台灣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見識了此種弊端的厲害，集合起來要做改變。這種重新改造媒體公共化的行動，大多是另起爐灶，而不是寄望於體制內健康力量。這也使得媒體改造的行動本身，早已不限於新聞更新，而成為另外一種社運的新類型。
重新梳理資源的匯聚流向與集結的形式，有專門的基金會在承擔著紐帶作用，也出現了新型的媒體嘗試。台灣公視（TBS）的PeoPo網站（www.peopo.org）（peoplepost的縮寫）是其中的一隻新生力量，深化了大陸人念茲在茲的公民記者及公民新聞的定義及內涵，也將媒體內容的眾籌機制引到最恰當的位置。
PeoPo新聞網站是一個內容的平台，實名註冊的公民可以上傳報導資料。與新聞網站迥異的是，PeoPo網花了極大的精力放在公民記者培訓上，他們不像是做新聞的，反倒更像是做社運的，是與公民站在一起。這種角色上的主動變遷，令人印象極為深刻。
台灣人對PeoPo網站的利用，沒有被扭曲。某些地方政治人物曾經嘗試使用這個平台，做政治宣傳，但隨即被其他用戶批判，主動收斂或放棄，平台的公共性得到了使用者的自發護衛——聯想到台灣媒體公共性的喪失過程，PeoPo能保持平台的純粹性，對比強烈。再聯想到五毛黨對網路的污染，用文宣密令絞殺公共議題，對比之下有悲哀。
PeoPo正在參與的一個報導活動，是“台灣貧窮議題”的公民協力報導行動。台灣主要大學的新聞學院（系）的教授聚在台北，卓越新聞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先生主持。重新公共化的運動不是哪一個人的事，而是將台灣新聞業界與學界中有憂思的人都吸納進來。
正像台灣公益界給人的印象，跨界早就是常態。而在台灣媒體運動中，教授、記者與行動者的角色也早已合在一起，他們打通了“任督二脈”，可以自如地遊走在媒體運動所需的位置，給於恰當的作用。這也使得他們超脫了媒體人的單一身份，成為運動中人。
媒體公共性消失的問題，不獨在台灣，在大陸也如是。台灣得益於健壯的公民社會機制，重新公共化不止是議題，也成為實際的媒體運動，使得公共性喪失的問題已然止損，改變了趨勢。而在大陸媒體中，這個問題反而是越來越嚴重，大陸媒體的重新公共化更加艱鉅。
在這樣的階段下，除去個別，新聞學院的教授無可指望，只能依賴新聞界自救。這也意味着，記者每一次採訪、每一篇稿件不僅僅是新聞活動，也帶來或好或壞的影響。在今天，記者和報社的角色，不再侷限在新聞當中，不得不凸顯出來，帶有社運的意義。
與媒體公共性喪失同時發生的，是所謂“大眾”媒體的變質與退化。“大眾”之名，在大量的媒體上已經衰減，名不副實，不止是名義上的，更是實質上的。台灣的媒體運動迎着媒體頽勢逆流而上，大陸同業要如何自處？起碼的是，如果不能向好，是否可以不要更壞？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