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激進1949：台灣郵電工人與他們的刊物《野草》

時間：2019年4月20日（週六）下午兩點至五點
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 兵舍六廳展場（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秀朗橋下）

從3月23日於國家人權館正式開展的『激進1949：台灣郵電工人與他們的刊物《野草》』圖文展中，所展示的豐富史料，我們得以清楚看出：二戰結束後，台灣工人與工會運動在經歷了短短幾年的蓬勃發展後，隨著1949年戒嚴令頒佈，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潰敗撤守台灣，以及緊接而來在冷戰情勢下開啟的白色恐怖年代，對台灣工運與左翼思潮展開全面肅清與壓制。經驗豐富的組織者一個個倒臥在馬場町血泊上，進步而具戰鬥性的工會幹部，自此長年身陷囹圄，工會轉眼間成了國民黨政權保密防諜、增產報國「反共堡壘」的一環。1950年起往後漫長的三十年間，任何稍具規模的工人運動在島嶼上近乎消聲匿跡。

即便在1987年解嚴後，台灣工人與工會運動，在黨國體制對台灣社會與政治掌控能力逐漸緩慢消退過程中，曾進入另一波蓬勃發展的高峰，只是，很快在80年代末國家與資本全面反擊下，再次遭遇到嚴重挫敗。解嚴至今，轉眼又已過了三十年，台灣的工人與工會運動有限的發展與困境，背後所反應的，是否很大的程度上，依然未能從國民黨政權自五零年代起白色恐怖與反共大旗的陰影下真正走出來？無論是在工會組織發展上，仍在戒嚴時期遺留下的頑強結構與制度困境中掙扎，抑或是工人階級乃至於社會，在「反共」血腥歷史中遭剪除的左翼根基遲遲難以在集體思想與意識中重新扎根。

倘若，我們希望更深刻回答解嚴三十年後的台灣工會與工運，為何「長成」如今這般樣貌，回到七十年前的歷史，回到戒嚴與白色恐怖籠罩前的台灣找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更加寬廣、更具歷史縱深的全景視野。

與談人：

毛振飛（解嚴後第一代自主工會運動代表幹部）
王娟萍（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林名哲（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
主持人：

陳柏謙（工會工作者、圖文展策展人之一）